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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醒龙:文学终归要回到原始心态

2018-12-5 12:47| 编辑: admin| 查看: 183| 评论: 0

1 从血性抒情到贤良方正

朱朝敏:我们先从您最新出版的《黄冈秘卷》说起,《黄冈秘卷》书写黄州大地上的一段历史,我们的父亲“老十哥”一生的命运,从他革命到后来的反腐和退休,命运几番起伏,暗合了黄冈这块土地特色,苍茫宏阔的底子上漫溢着痴心不改的精神气质,一个人背后,时代风云和民族之魂犹如旗帜猎猎招摇。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是否意味着您一开始就在准备宏阔叙述,以更大的视野写出“鄂东史”?

刘醒龙:200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自己确有写成史志的想法,却被广泛理解为家族。《黄冈秘卷》的情况正好相反,小说刚一发表,就被定性为史志,而我本来只想好好写一写几位很有代表性的父辈。长篇小说很博大,也很意味深长。能够读出多种可能的长篇小说,才是真正的长篇小说。很早以前,我就觉得父亲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很精彩的小说,至于是不是真的写写父亲,我并没有认真想过。父亲他们这一代人的理想和情怀,放在时间的长河里观看,有着很大的不同。越是用心去写,越是发现父亲他们这一代,看上去平凡普通,貌不惊人,但在他们所面对的一百年里,其心其意,其行其为,远比通常所见的那些肤浅文字来得深刻而高尚。用“我们的父亲”这样的称谓,也是为了表达作为后来者的“我们”,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寻根”,90年代的“写实”,在又一个一百年的背景下,为“父亲”塑一尊令我们问心无愧的文学雕塑,理应成为与“父亲”最亲近的“我们”的天职。

朱朝敏:《黄冈秘卷》小说名来源于您撰写的《黄州安国寺重修记》文章及书法时的灵感,其中一组数字:明清两朝,各中进士276员和335员——您认为,春野秋山,必留圣贤风范……《黄冈秘卷》的言说,都是这类风范的延续。很好,“秘卷”与“风范”,这中间包含了诸多不可言说的意味。“老十哥”的命运,令人唏嘘又肃然起敬,与黄冈这块土地很自然地锲合,昭示我们这个族群的精神气质。于是,小说抵达了历史维度中的灵魂痛处。“秘卷”到“风范”,小说完成了它的尊严叙述。您现在来看,风范具体指什么?

刘醒龙:写作是要自始至终都得尊崇内心的。自己渴望写什么,就心甘情愿写什么,不硬写。在《黄冈秘卷》后记中,我写了一句话,为故乡立风范,为岁月留品格。我一直觉得,养育我们的故乡是非常之伟大的,只是我们对它的品质,或者是视而不见,或根本看不见。年轻时我对故乡有种种偏见、激愤,现在越走越发现,故乡太了不起了。爷爷说,从古到今,黄冈这地方从来没出过奸臣!这只是一位乡下老人很普通的话,老人说这话时,是不会去想有什么重大意义。恰恰这样一句原始心态的话,成了故乡的一种品质。这个品质,也是与老人一起生长,在我们前面行走的那一代代人的品质。这个品质是怎么立起来的,哪年哪月,在什么地方,被哪些人出于何种动机遮蔽后,又该如何重新发现?也是我在写作中寻求答案的过程。从爷爷到父亲,他们都只是在普通人群中还要靠后的识字分子,四十岁以前,我看重他们身上的血性,如今,却常常被他们身上那种贤良方正的细小印记所震撼。

朱朝敏:您在采访中表示,写《黄冈秘卷》,不需要有太多想法,处处随着直觉的性子就行。我想,这不仅是灵感,更多的是一种感怀,可以说积蓄已久。您如何评价这部新作?

刘醒龙:用一种直截了当的说法吧,写完这部小说后,清明节回老家在爷爷和父亲坟前磕头时,心里少了许多愧疚。往年,自己只是在心里对他们说,我来给你们磕头了。今年清明节,我突然大声说,爷爷,您的大孙子给你磕头来了!转过身来到父亲的坟前,我依然大声说,爸爸,您的大儿子给您磕头来了!当然,说话时,我用的是方言。在后记中,我一再提到自己每次面对故乡时,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害羞。千万不要以为我写了这部《黄冈秘卷》后就不再有害羞了。我已经有所预感,因为《黄冈秘卷》,自己会更加不敢在故乡面前昂首挺胸。醒过来的故乡,被正确理解的故乡,那前所未有的魅力,才是需要自己认真评价的。

2 史诗叙述来源于雄阔视野

朱朝敏:纵观您的作品,《圣天门口》《蟠虺》《黄冈秘卷》等,无不带有宏大叙述的痕迹。一个时代的记录,一类人的内心历程,一个世纪的命运,整个族群的精神风范。请问,“史诗”是您有意为之,还是一种情怀使然?请您详细谈谈。

刘醒龙:还漏了一部《天行者》。《天行者》骨子里也是相对人生命运的宏大叙事。我是主张长篇小说要有“大”的气象,以长篇小说的长度、深度和跨度,如果没有“大”的意思,就会给人以有事没事往长里抻的感觉。一种文体一定要重点突出别的文体达不到的境界,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不可能从头到尾不是蜻蜓点水就是蝴蝶飞飞,这种轻盈的美学,是短篇小说的专长,让人反复品味起来也更方便。长篇小说擅长的是要将人往深处和高处引领。写长篇就要有个长篇的样子,写短篇也要符合短篇的规律。史诗模样,是最适合长篇小说品相的。

朱朝敏:就创作本身,您如何看待史诗篇章?

刘醒龙:小地方的大历史,小人物的大命运,是史诗篇章的主体。这种小与大的关系,小与大的可能,不是容易处理得了的。站在小地方,写些小人物,却散发出史诗的光辉,这样的小说令人称道,也是小说艺术皇冠上的明珠。

朱朝敏:文学是现实与历史相碰的回响,有评论家称您“善于在谜题侦破式的情节设计和主人公对人生困厄的探寻中,将历史与时代病症关联起来”。您如何看待“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又是如何穿行在历史现实交叉的小径上表达现实感时代感?

刘醒龙:在家乡的东坡赤壁,二赋堂边有一座不伦不类的石塔。地方志记载得很清楚,清朝年间,黄州城内某家族出了一位失节女子,被施以族规之后,族人仍不解恨,还在坟头上建起一座简陋石塔,以镇其妖。上世纪80年代,作为苏轼研究者的丁永淮先生,新编了一个故事,让那石塔有了新说:苏东坡在黄州四年,大兴贤路,以五水蛮而闻名的黄州大地,变得倚重斯文。由安国寺的和尚带头,在二赋堂边建了一座焚纸塔,每天早上起来扫大街,见到有文字的纸片,一一捡起来,集中送到焚纸塔中焚毁。此话一经出口就变得像是千真万确,黄州人全都奉行此说,有知情者再提旧时旧事真相时,反会遭人痛斥为胡说八道。还有我上高中时,隔壁班上的那位语文老师。老师在1949年以前教过两年私塾,这点秘密学生们全知道,但语文老师更加闻名的是他永远也说不正确一句话,并且这句是那个时候断断不能犯错的。当年的高中语文课本中有一课是讲《国际歌》的作者欧仁• 鲍狄埃。语文老师真是个老学究,那句“英特纳雄耐尔”,只要他开口读,哪怕读一百遍,打头的“英特纳雄耐尔”也会变成“英特纳雄耐吾尔”。语文老师每每想自我纠正,但凡回过头来重读,充其量只会读成“英特纳雄吾耐尔”。在老师的叙事中,吾与尔,这一句中是断断少不了谁和谁的。那个年代,如此无心之错,轻易就会放大成政治之罪。语文老师却没有因此中招,这不能说是与一众气质的不同有关。历史从来都是与现实休戚相关,人看现实如何,一定也会如何看历史。

3 文学的学养在于尊重人生

朱朝敏:不久前,媒体疯狂地转载一个消息,“优秀的小说家正在濒临灭绝”,这是据英格兰艺术委员会发布的一篇报告指出的,报告称,图书价格、销量以及预付款的下降,意味着文学作家比以往更难依靠作品来谋生,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所致,还来自文学自身,即高质量的作品与迎合市场的作品的争论。总之,文学式微的信号已在全球亮闪,优秀作品的确大幅度减少。针对“文学式微甚至灭绝”的现象,您有何看法?

刘醒龙:“优秀的小说家”从来就少,如果天下的小说家都是优秀的,那显然是掺了太多的水,优秀也就不成其为优秀了。现在的媒体,多半是坐在四季如春的空调房间,用鼠标加键盘,再加一个拇指来制造新闻。对这类媒体的话,甚至谈不上相信和不相信,而只能放到好玩和不好玩这个层面来考虑。新闻界有自己的金句子: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那些从业人员就是这么教导出来的,所以,想要从他们嘴里吐出“优秀小说家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象牙,无异于对他们谋财害命。小说之事,最了解的还是小说家自己。只要小说家还在乎小说,还将小说当成一种人生方式,当成个人价值的一种取向,别人怎么说,只管由别人说去。更何况,小说和诗歌,早就被这些其实是在为自己讨生活的人宣判过许多次死刑了。当然,如果顺着他们的话说,也能推断出,未来小说的活路,绝对会反过来让这些人怀疑自己的人生。我没见过这个报告,但我见过太多在身边蹭来蹭去的出版商,对这些将小说出版当作摇钱树的人来说,小说好坏并非他们真的所思所想,唯有银行账号上的往来流水,才是让他们感觉心跳或者肉疼的真金白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世上还有一个小说家,小说的铺天盖地就是指日可待的事。再换句话,只要人类还在仰仗文字进行人际间交流,小说一定是其中最优秀的形式。

朱朝敏:优秀作品与迎合市场的作品的争论由来已久,早已缺乏新意,但这一争论却再次提上日程,而今成为全球的关注。这其中与经济、科技、审美有什么关系吗?作为纯文学作家,面对这样的一个现象,您会在写作上做出调整吗?

刘醒龙:文学的学养在于尊重人生。我最读不下去的是那种看上去在写人生,实际上是对人生极不尊重的老掉牙的文字,加上老掉牙的套路。写作之余主编《芳草》时,总在提醒编辑,要警惕那些“木乃伊”小说,看上去人模人样,闻起来也没有腐朽味道,其实死了千百年。哪怕是最普通的过日子,调整是必须的。前几天,在吕梁山的一处密林中,寻找武则天的父亲待过的寨子,遇到陡坡时四肢并用,钻进密林后低头弯腰,如果继续像在马路上那样大摇大摆,所落得的下场肯定好不了。写作中的调整不会是如此明显,要到一定的阶段,回过头来看才能有所发现。调整是内在的需要,不是外在的迎合。有时候,调整是自己与自己过不去。一类写作方式变得滚瓜烂熟了,若不有所警惕,就会将先前的好小说一步步写成集贸市场上的大白菜。

朱朝敏:有评论家给您的创作总结出“高贵”“大善”的追求以及对现实主义的坚守,同时又指出,“在追求文学高贵的同时回避了现实社会的苦难沉重,以及虽向往于作为知识分子的启蒙之道却缺少坚实的批判力量”,您也做出了详实具体的回应。关于“精神启蒙”和“现实批判”,请问,从文学创作本身而言,您持有怎样的看法?

刘醒龙:也许先要弄清楚一个概念,当代文学中,评论家的帽子并不是谁谁想戴就能戴上的,评论家是一个大写的概念,不是那种由于个人困顿而借口文学批判指桑骂槐的小肚鸡肠者。评论界有一种恶习,某些人总是希望写小说的能在小说里喊出他们内心想喊的话,其实真的要喊,用评论的文字更加方便。说到底,这些人还是无法彻底放下小说的艺术之美,如果真的按其所说,强行举起批判的鞭子,他们又会回过头来不满作品过于图解政治了。往更深处说,这其实是价值观的分野,对人对世界,我是乐观的、浪漫的。别的人可能愿意在小说中乐此不疲地面对贪官污吏、浊水横流。我所面对的是父老兄弟,清水浇园。天底下该批判的作恶者从来不在少数,普世间似神农架这样的胜境则更加令人神往。

当代小说中戾气太重,始作俑者并非小说家,而是那些习惯对小说创作指手划脚的人。小说家一定要小心应对那些总在上“小说课”的先生。那些能够站立起来的小说,必须是独立和自由的,是先前固有小说理论所无法覆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