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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定浩:半途而废中怀抱热望

2018-11-7 19:59| 作者: 徐琳玲|编辑: admin| 查看: 372| 评论: 0

张定浩 图 / 沈煜

“一个人只有一种方式获得扩充和滋养,那就是在爱中。去爱那些比自己更好的人,在爱中把自己交付出去,去感受另一个更好的人如何生活和写作,然后回去,去写出那个在这样的感受中一点点向上生长的自己”

张定浩工作的单位在巨鹿路675号的老花园洋房里。

沿着老洋房的旋转楼梯拾级而上,《收获》、《萌芽》、《海上文坛》的白底牌子扑面而来,都是让无数文学青年心脏咚咚作响的名头。

二楼楼道尽头的一间,是他和同事黄德海共用的办公室。这里是《上海文化》的编辑部。靠墙摆着两张旧书桌,其余的空间被一叠叠堆得高高的书、杂志所占据,挤挤挨挨一直堆到镶有老式壁炉的墙上。向着花园一侧有个小阳台,藤蔓植物从地面一直爬满了窗格。斜眺下去,一尊半裸的西洋女神雕塑矗立在花园中心的喷泉上。

花园洋房原是旧上海滩一位刘姓大亨的寓所。自上世纪50年代起,这里成了上海作家协会的所在。

我们正聊着文坛故事。每每提到某篇文章、某本书时,张定浩就从椅子里抽出身,瘦而高的身躯埋入杂乱无章的书堆中。他总能在十来秒里准确地抽出一本、把提到的内容翻找出来。

批评的准备

2008年踏进巨鹿路675号,张定浩一待就是十年。

从复旦中文系硕士毕业后,他辗转于出版社、民营文化公司,做过书籍、杂志等,个人职业和生活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

2011年,他把在复旦读研时睡对铺的兄弟黄德海也拉到《上海文化》来。案牍劳形之余,两人照着老习惯,闲聊着各自对当下文学的种种看法。这些闲聊引起了主编吴亮的注意,有时他也加入到他们之间的争论中来。

有着一头标志性长发的吴亮是沪上知名的文学评论家,曾是80年代“文化热”中的风头人物。他一直对近二十多年来文学批评的“平庸”感到不满,自《上海文化》改版后,外来约稿也让他不甚满意。

在这两个寂寂无名的后辈身上,他决定“下一次注”——让他们匿名为自家杂志写文学批评,不久后还为他俩专门开辟了一个栏目。

自2011年起,一枚枚重磅的批评“炸弹”一再被这本在文化界颇有分量的老牌杂志引爆。它们把锋芒指向当代著名作家余华、苏童、格非、阎连科、马原这些文坛大佬,直击他们新作品的软肋与“命门”。

为了避嫌,身为杂志编辑的张定浩化名为“张诚若”、“张江”等,写一篇就换一个笔名。直至2012年黄德海正式加入,他才开始使用真名,保持每期一篇的频率。

在这些批评炸弹里,张定浩对余华的新作《第七日》是最为毒辣的,说他擅长于“闹剧式的叙述”,在《兄弟》之后又一次直接拿网上流传的社会新闻和段子简单、懒惰地拼凑,以及这懒惰背后着意迎合西方读者的“投机”用心。

他直指苏童的小说《黄雀记》完全不合乎日常生活的情理和逻辑,“彻头彻尾捏造一个故事”,把没有来由的偏执强加于小说中的每个人物,用莫名其妙的复杂情节把它推至逼真的极限,“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更能迎合大众口味的了。”

对于格非的《春尽江南》,他也没有客气,认为这位清华中文系教授把人物角色简单粗暴地符号化、类别化乃至漫画化。他引用作者自己对弥漫于日常生活领域的“经验的同质化趋势”的批评,以此反问对方——“小说家和一切艺术家的任务之一”恰恰是同这种趋势相抗衡,“而不是就此怀疑个人经验本身的价值。”

当听到文坛和评论界都在切切私语这些犀利尖锐、扎中名家大佬“软肋”的批评文章,吴亮狡黠地意识到这两个年轻人“成了”。身为伯乐,他对他们赞赏有加,不吝以“后来者居上”给予肯定。

在他看来,张定浩行文“偶有论战色彩,不依不饶,眼光严苛措辞尖锐”,认为他的方法论基本建立在“伟大而广义的传统主义之上,将当下向悠久传统包括现代主义传统回溯”。与之相比,黄德海则显得风格温婉,娓娓道来,以逻辑缜密立论谨慎为特色。

集中写了三年后,作为新锐“青年文学批评家”的张定浩渐渐在文学和文学评论界有了知名度和影响力。2015年,上海作协曾专门为他和黄德海等几位青年文学批评家召开了一次专题座谈会。在复旦大学的文学讲座上,中文系一位学者将他们戏称为上海文学批评界的“四小天鹅”。

身为作协机关刊物的一名编辑,如此向文学大佬们频频开炮,会不会很得罪人?

“我当时不认识他们,所有没有顾忌。”张定浩说自己骨子里是有点“隐藏的刻薄”,加上阅读的不满,所以显得锋芒毕露了,从没有以此博出位的念头。

他自己承认现在写文学批评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犀利,并在近年刻意地转向温和。这里既有前辈师长的好意提醒——“你要看到别人的好”,也有对身份的顾虑——“我现在不是独立身份的批评家,别人会以为你是代表着作协的态度。”

近三四年,他更多转向了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关注,路内、周嘉宁、颜歌……相比那些功成名就的作家,他对这些同辈们下刀颇为温柔。这让他显得有些“双重标准”。

对于当代小说,“如果不喜欢,我就不写。如果我写,表达就委婉一些。距离近的,委婉一些;远的,顾忌就很少。”

在圈子里待久了,也因为有了名气,他认识的作家、学者、评论家也越来越多,“开会就会碰到,有时也会在一起喝酒。但都谈不上私交。”他不是天性热情、爱社交的性格,更多时间在和书打交道,或和几个私交很深的朋友一起喝喝酒、打打牌。“我觉得批评家和作家最好不要怎么认识。”

世事磨砺中,他依然有着往日锋芒。

就在几日前,他在微信朋友圈上痛批某位著名作家吹嘘自己的新作,自比《红楼梦》,挖苦他是“只要文了身就敢自称黑社会的龙哥”。而对沪上一位素以犀利著称的知名学者为这位名作家所做的“背书”,他讽刺说是“一边背书背得不到位被某爷打手板”,“一边丧心病狂地自我批判狠斗私字一闪念。 ”

事实上,他和这位知名学者不久前刚刚互相加了微信。在微信上“放炮”后,他在同一班飞机上碰到当事人——两人都受邀出席同一个会议。“一开始是感觉有点尴尬,还好,彼此都没有提这件事。”

他一直都没有删掉这条朋友圈。

“越是有名的人,你越要经受住检验。你自己明知道他写得差,还要去捧他,这会带来很坏的影响。那些写得很差的人,自然不值得去批评;但是,像余华、苏童这些本身写得不错的作家,如果他的一些作品并不好,你们还在那里吹捧,那你让更年轻的读者如何去看待文学呢?他要么觉得文学很荒唐,觉得你们就是一帮傻叉,就不跟你们玩了,要么觉得你们说得很对,就跟着这些坏路子去学。”

“这就是我们自己在一点点让这个时代变得不好了,然后还推说是这个时代不好。其实,每个人都身在其中,就是你在让这个时代变得不好。”

“并没有什么‘黄金时代’。你把自己和周围这一块地弄好,让自己影响到一点别人,对自己写下的每个字负责任,这是一个基本的伦理,是文学给人的一个基本道德感。文学不是教人来欺骗的,不是用来忽悠人,不是表面上来吹捧某个人,自己其实另有话说,这就是两面都想得到,都想讨好。”

“准确地接近你,诚实地表达我。”在文学评论集《职业和业余的小说家》上,他把这句话印在封面上。

向上攀升的阶梯

我喜爱一切不彻底的事物/琥珀里的时间,微暗的火/ 一生都在半途而废,一生都怀抱热望……/我喜爱你忽然捂住我的口/教我沉默

在民谣女歌手程璧的浅吟低唱下,一首名为《我喜爱一切不彻底的事物》的诗在民谣爱好者和文艺青年圈中流传开了。在社交媒体、笔记本,他们抄写着这些拨动他们心事的句子。

这让身为作者的张定浩觉得有点儿嘲讽,又是某种安慰。“这并不是我自觉满意的一首诗。但是……也许,音乐流传的力量确实要比诗歌自身大得多。”

虽然以写作文学批评成名,但内心深处,张定浩的个人志业是写诗、做一名诗人。

生于1976年的张定浩长于皖南的一个县城。

他的母亲是上海籍知青,“文革”之初插队落户到安徽,在县郊山区一家水泥厂当工人,和他父亲相识,结婚成家。在他眼中,母亲安静、内向,是一个没有什么地域优越感的非典型上海人,从不主动在家里说上海话,结果他和妹妹都不会说上海话,成长为非典型的知青后代。

父母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却都爱看书读报。每次从县城回水泥厂,都会从城里新华书店给他带回几本书,“有什么就买什么,儿童读物,讲春秋战国的历史连环画,很杂乱。”

他从小就是一个内向、安静的孩子。水泥厂没有幼儿园和学前班,他早早就上学念书。每年寒暑假从县城爷爷家回厂和父母团聚时,他就用书来打发孤单的时光,借此逃避那个超出他年龄经验的世界。

1992年,张定浩考入位于保定的华北电力学院时,只有15周岁。他加入了学校的文学社,在刊物上写诗写文章,自我评价“才华并不突出,当时有很多人都写得比我好”。对于专业,他始终提不起兴趣,每到期末都有不得不补考的科目。

在这所工科学院里,他朦朦胧胧地向往做一个诗人,或者写小说,但是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实现。

大四时,张定浩谈了人生第一场恋爱,对方是比他低一届的学妹。他偷偷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年龄,多报了两岁。这后来成为这段校园恋情夭折的诸多因素之一。

陷入恋爱时,他从未写过情诗。时隔多年后,他为逝去的感情写下了一部分诗,带着淡淡哀伤,是挽歌风格的。“写诗是往回看的,对过去一段记忆的整理、消化,需要时间慢慢地把过去一段生活看清楚。”

张定浩说自己通常很容易站在女性那一头。在他的新诗评论集《取瑟而歌》中,他对林徽音的诗作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其才能“不亚于徐志摩”,尤其是《谁爱这不息的变幻》。“她是能够理解人感情的复杂性,和感情的不可表达性。”

“诗歌就是表达那些不可表达的东西。所以,散文之外还有诗歌的存在。”

从电力学院毕业后,张定浩在安徽淮南的火力电厂当了五年检修工程师。

这是一份工资待遇不错的工作,在当地算是中产。但在这座民风彪悍的工业小城里,他找不到精神上的归属感,同样找不到归属感的是工作——一座高高的烟囱矗立在这座有着两三千号人的热电厂上空,每天喷吐出巨大的白烟。

眺望着白烟,他仿佛看到了未来的全部人生——检修工程师,工程师,分厂主任,如果一切顺利,做到厂长就到头了。

他想离开此地,更不想成为一个“业余的文学青年”,而考研是离开的一种途径。经历三年屡败屡战,他最终如愿考进复旦大学中文系,攻读现当代文学专业。

在复旦期间,他一边在图书馆大量阅读文学理论,一边在校园BBS“日月光华”上灌水,写诗,做“燕园文荟版”的版主。他的微信名waits就是那时用的ID名,来源于美国民谣歌手Tom Waits。他喜欢Tom Waits那一口沙哑的烟嗓,而waits里还有等待的意味。

在BBS上和同好者的互动、切磋中,他慢慢找到了自己写诗的语感,也认识了马雁等一批热爱诗歌的朋友。通过网络,这位就读于北大的青年女诗人告诉他:自己很喜欢他的诗,还打印出来随身带在上班路上的公车上看。而另一个让她这样做的诗人是北欧女诗人索德格朗。

这份同道中人的友谊和欣赏,让张定浩感觉到温暖与荣耀——在《取瑟而歌》中,他把这位早逝的同辈诗人和自己所喜欢的穆旦、顾城、海子这几位享有盛誉的诗人并列。

写诗,是一件无法把握的事。有时,琢磨一天也写不出一句让自己满意的。

在灵感匮乏的时光里,他通过翻译来训练语感,手头正翻译英国19世纪浪漫派诗人丁尼生的一本诗集,也把目光投向他所喜爱的那些人。

2008年,在困顿和迷茫中,张定浩去听专治古典学术的学者张文江的课。

住复旦时,他从宿舍北区乘上沙丁鱼罐头般拥挤的537公交车出发,站到人民广场,再换车一路辗转到位于肇家浜的张家,听他讲《庄子》、《论语》……

张家的客厅每次总是坐得满满当当,有从复旦赶来听课的许多博士生,还有张新颖、王安忆等沪上知名文人学者。在他印象中,“王老师(王安忆)非常好学,特别质朴,如果听不懂她就会说我听不懂”。

“张老师所教的,不是具体的某种知识,而是切身的东西——如何让学问和你自己的生命之间发生关系,如何通过学问去滋养你自己。”

他把自己写的几篇论古代诗人的文章拿给张文江看。“结果,他拿着我的文章讲了大半节课,他平日里讲的可都是经典文本,当然也指出我的一些问题。”

这份来自前辈学者的认可,让张定浩获得了某种信心——“他的鼓励让我找到了文体,让我相信在诗歌小说等等之外,好的文学也可以用文章的形式来表达。”

他陆陆续续又写了曹植、阮籍、谢朓、陶渊明、李白、曹丕等他所喜爱的诗人,这后来结集出版为《既见君子》。书名源自《诗经·郑风》——“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意喻在乱世中见到不改其度的君子,如同动荡不安的风雨里听闻依然守时的鸡鸣,让人内心平静进而感到喜悦。

张定浩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学者型的作家。

“我不是因为自己学养很深才去写的。我只是好奇,譬如我对曹植这个人好奇,我就去写关于他的文章。在这个过程,我会读大量的书,从一本书链接到另外一本书。这个过程是无限伸展的,所有文史哲会向你汇集。即便是我在读一本柏拉图或者奥登的书,整个文学把世界联系在一起。在你这艘船后面会形成一条线路。当船开过去后,线路又消失了……”

在阅读、写作中,张定浩感受到一种向上攀升的力量——在他理解中,这就是柏拉图所说的爱欲(eros)。“在希腊神话,eros是第三个出生的神,因为有它,天和地诞生了很多神。在柏拉图那里,eros是引领人向上攀升,是‘爱的阶梯’,一种偏精神层面的情感。”

“一个人只有一种方式获得扩充和滋养,那就是在爱中。去爱那些比自己更好的人,在爱中把自己交付出去,去感受另一个更好的人如何生活和写作,然后回去,去写出那个在这样的感受中一点点向上生长的自己。”

“批评必须指名道姓”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汉学家顾彬对莫言和另一位作家的批评?

张定浩:我觉得顾彬也不怎么样,他对中国文学一知半解,而且他的一些言辞被刻意放大了。但他毕竟是一个老外,有时候会说一些真话,但他的真话和错误的话夹杂在一起。

我在微信也批评过莫言,后来删掉了。他身上有农民的聪明和狡黠。我们过去很多作家的成名都是这样一个路子,很投机,他很清楚什么时候做什么,什么好处都不会错过的。你看他现在发在《人民文学》上的那组《七星曜我》,讲他和七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交往。

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些打油诗,很俗气。

人物周刊:在你眼里,批评家和作家应该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

张定浩:最好就是平等的关系。在80年代,文学批评是依附于文学的,因为那时文学是鼎盛时期,批评家是按他研究的人分,我做贾平凹,你做余华,他做毕飞宇,还有人做莫言,每个人有一个山头。这样的话,好像这个作家好不好,直接影响我的声名,好像批评家和作家是一起的。

现在也是这样,一个作家出了一本书,然后出版社组织一批人来开个座谈会,给每个人发点稿费、座谈费。这其实就是作家拉了一批人来评论他的作品,批评家仍旧是依附性的。

应该是平等的。你作家写作家的,批评家写批评家的。批评家不是教作家写东西,这是不可能的事。他是写给读者看的,批评家写一篇文章,他面对的是读者,给读者一种思路,而不是教一个作家怎么写。

人物周刊:你做文学批评,又写诗。对你个人而言,两种写作区别在哪里?

张定浩:写诗是个完全自我的东西,是自我在面对具体的人,是一种私语型的说话。写文章,是面对公众在说话。你写的是他人,第一要做到“如其所是”地理解他,理解他本人是什么样子,他在一个怎么样的序列和谱系里,你不能用另外一个谱系去衡量他——就像你拿着托尔斯泰的谱系,去衡量卡夫卡,他们明明是在两个不同的谱系里。

你要理解他在哪一个序列里,他在他那个序列里想达到哪一个目标,那他达到没有?是必须如其所是地、准确地理解对方。这一点达到后,第二点才是能否诚恳地表达自己,尤其是面对当代文学,批评对象都还活着、你都认识的前提下,你能不能诚恳地表达自己的态度。而不是说,这个人你认识,你就说他几句好话,那个人你不认识,你就骂他几句。

人物周刊:做“诚恳”的文学批评时,怎么处理得罪人的事?

张定浩:我认为,所有的批评都应该是具体的。很多人在做批评,一到表扬人就很具体,批评人时都是指向一堆人,都是不指名道姓的。既承担了正义感,又没有任何损失。

布罗茨基就说过:所有的贬义词都先得放到自己身上。或者说你要承担贬义词带来的所有后果。所有的批评得有后果,批评才有力量。如果你作出一个批评,骂一个时代、骂一群人,别人不知道你在骂谁,你其实是不用承担后果的。

这种东西就不会引起反思,你也不会很好地表达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