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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工记》的颓然美学营造法:百代过客、无根浮生

2018-10-11 19:41| 作者: 陈若谷|编辑: admin| 查看: 358| 评论: 0

       上海南市的陈家祖宅,过去唤作“半水楼”,后更名为“煮书亭”,八仙为营造主题,墙头游龙、琉璃脊兽踞顶;以斗拱和卯榫为架构支撑,铜门木具,金砖作地……老宅主人陈书玉与其并称为“西厢四小开”的好友们的交往际遇,联结起抗战时期至新世纪的上海风貌,加上历史对于旧城文物的一度轰毁和再度保存,一并构成了工艺、个人、家族的营造史。老宅之匠心尚且可由梓人(大虞)之口点拨一番天工如何巧夺,但它所经风雨和陈书玉家族来历却变得不可考其实,只知根源自乾隆年间的台湾岛,数代的吃喝营生皆源于当初航运生意积累的财产。陈书玉时已至盛大渊源的末梢,与老宅一样,他的人生也在沉浮中一纳一吐,以静待动。

《考工记》纳入了从太平洋战争到新世纪一个甲子的时间跨度,和《长恨歌》一样,都写到了街道弄堂里的时代阴影和贴己日常,但以一伙玩伴的形式设计出了人物性格和社会角色的分层。“四小开”中奚子和大虞的家庭是典型的小康之家,“十里洋场”上新升起的中坚力量。朱朱与陈书玉则处在中落后的家道里,勉力维持一份体面。奚子之父留洋学法,这行业以理念和规则谋生,到奚子这一代,他加入共产党去往浙西中学做地下活动,解放后成为人民政府的干部。继承家庭木器店的大虞,是可以自由通行于任何时代的手艺人,三代前来自南翔镇,后为避祸重归故土,并以故土人伦来补充上海人情的凉薄亏欠。浪荡子朱朱祖上吃一口外语饭,与陈家颇有渊源,家族后来经营过一些小买卖,解放后因为历史旧账问题饱受苦难,最后寻机与太太远避香港,从此进入到另一片意识形态天地。

多半时间,都是陈书玉在独自演绎他与祖宅、家庭和周遭的际遇。20岁出头时怀着少年茂盛的好奇,想要去见证和参与西南大后方的生机和变革,奚子许诺,那是一片先驱者可能开辟出的新天地,但是漫长的腌臢匮乏生活和同伴的死亡别离,洗刷掉他最初的勇敢期待,陈书玉变得善感和沉寂,调头回到上海后,终于发觉老宅子萧瑟的肃穆之美。伙伴们逐渐走上各自的生活,他也承担起了侍奉老人、支撑家庭事务的责任,一生曾多次因老宅受冲击,最后也与老宅相伴而终。

新政权建立后,上海的社会结构不断被革命的彻底气质重新规划,生产关系和阶级定性的任何一处调整都可能对这几个人的生活造成影响。上海内部总是有着多处褶皱的重叠空间和无法言明指认的角落。另一方面,新上海不断地被世事变化的冲击所激发,不断吸纳各异的精神资源。

这四个“小开”受身世牵连后,又由各自妻子的性格气质引导了命运的走向。是妻子们掌舵着陆,修正了他们性格中的软弱时刻和环境中的恶劣部分。比如出身上海民族资本家的冉太太,为人颇为决断仗义,从不曾有落拓相,很有采采的英气,基本上是朱朱的主心骨;奚子娶了山东南下的女革命者,信仰坚定似乎不近人情,但为人厚道,这种外来者和干部的双重身份在《好婆和李同志》等作品中即出现过;大虞的遭遇更为典型,他娶了南翔乡下的劳动女子,生出了踏实和坚忍的气质。由此,懦弱的海派市井也得到另一种狭义的精神补给,乡土的质朴一直在为浮华上海做道德的校正,北来的气质一并汇入了上海这座包容万千气象的“老新”城。

形单影只的陈书玉没有迎来转机。陈家老宅一步一步从贵胄豪宅变成成分可疑的四旧,带着被时代忘却的苟且心,最终萎靡在了摩登上海的丛林。当年被时代洪流反手推开的陈书玉回到了这么一个静止的所在,与“煮书亭”共生。

《考工记》是一篇熟练流利的小说。里面重演着《匿名》里又老又新的奇特面孔、名实之辨和仰望北斗星带来的宇宙纵深感;《长恨歌》里的上海繁华与细烹宴饮;还有《富萍》等文本里不断阐释的劳动精神。循环出现的上海、晚清老宅、一家人对于家族故事的纪实与虚构,《考工记》一以贯之的是王安忆的物质书写,其中对于营造和匠心的议论,正切“考工”之题。可能和《天香》里的器物美学路数最为接近,也都是从物质中发散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哲学,从这个角度上看,《考工记》不算一个全新的文本,而是一趟看准目标、避让歧路的纵笔爬行。但和《天香》最大的区别可能在于,申家的绣品继承的是生存的参与感,而陈书玉和老宅则诠释了流散的命运。

“从淮海路到梅家桥”,可看作王安忆的写作不同于一般上海书写的断语。在《天香》中,王安忆视野更为博大,她进入明代探寻上海的前世,讲那些草莽英雄生生不息传承下来、又被松江水冲刷过来的上海滩气象;也讲精致的淘气始终要让位于踏实的生计。其中蕴含的意味,莫过于一片新土地的生成,总在于人间为这根脉所做的全部努力。

对于“物”的书写是进行自我文化指认的一种方式。无论是物质、还是地域的伦理化,都是伴随着人的自我觉悟而确立起来的。名物的价值在于,当它被人凝视时,它可能将历史赋予的秘密全盘托出,从而形成人类社会的知识考古。祖籍安徽的干部小汪和大虞,才是真正对老宅感兴趣的人,他们来自一种葆有想象力的文化传统。本雅明说:“一个时代的人永远在做着将来另一个时代的梦,但当梦醒时,才发现也连带改变了对过去那个时代的回忆。”小汪惊异于上海这片过于时新的地方也会有些许历史陈迹。但当他真的认识这座并不真的那么新、背后仍旧残留粗俗风暴的城市后,他已经走向了最初理想的末路。

在一个终于宽松下来了的环境里,“四旧”、“浮财”这些词汇从70年代末重生的上海和90年代初开放的上海剥落,老宅进入了另一种“符号”的辖制,那就是作为上海市的文物,它开始参与市政文化工程的建设。为了争取尽早维护修缮,陈书玉去藏书馆和古籍处查找历史的蛛丝马迹,为自家祖宅正名,只有趁着这种错位,老宅才能避免失修散架的命运。但庞杂的船讯资料里无法爬梳出祖业的一鳞半爪,自家琐碎的纸片却粗粗拼凑出大家庭的日用流水和祖父母的一部分生活。老宅历史和这个家族正式开启了微弱的互文关系。

岁过中年始,陈书玉只用数字来计量人生。尤其在退休后,他对祖屋的热情一部分是因为已对当下的时间失去了感觉。力所能及的缝补扫洒,都是他对自我的收藏,用此行为取代时间的流逝。对于老宅的探寻、推脱、保护和纪念本身,代替了陈书玉的自我生存。因为生活在时间不可逆转的矢量箭头上,物品帮人打下一个死结,让人可以无数次凝视它。人就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新旧夹杂,或者以心理退化的方式走向衰老。七十岁时着西装裤而仍似儿童莽撞举止的父亲,看《小儿黑结婚》的母亲,还有面孔细嫩怒目而视的老姑婆,他们是怎样的存在?其实,不啻于老年陈书玉的镜子,都是老宅孵化出的奇特生物——生存在时间之外。

相对于“天香园”,陈宅的含义有了巨大偏移。这座以八仙为主题的文物,随时可能被周围地皮的夯打震碎,它最终只能以一个纪念碑的形式存在。房未倒而碑已立,这是李科长和阿陈自己,提前将它吸收到一个悼亡的流程中了。《天香》里蕙兰、戥子之辈,让作为生计和美学的绣技在市井中开枝散叶、生生不息,正依托于《天工开物》诞生的时代底色。老宅却远离《考工记》几千年,电钻的背景音里,它的微弱呼吸呼出的是颓然气味。在一部有关上海的书写里,既没有乱花渐欲的怀旧,也没有“格物致知”确立的价值坐标,《考工记》算是破了一个局。这是王安忆的消极营造。

90年代,“小镇的娜拉”妙妙在对北京城的执着想象中坠入深渊,《我爱比尔》里的三三则沉溺于外国人聚集的宾馆饭店,这些故事呈现并且固化了一个底层\东方女性眼中的文化权力等级。20年后的《向西,向西,向南》,从香港或者大陆辗转抵达欧洲,再至美国,这是女人海外出征的故事。王安忆笔下的女性们,似乎常带着勇气和毅力,对另一方土地生出些僭越抑或合理的向往。在《匿名》中,几乎丧失了性别的老头,担负着文明使命,被迫游历了一番叫做“林窟”的前现代之地。《红豆生南国》中的“他”,从闽南到菲律宾寻养亲,意外落脚于香港,一生在亲孝情的亏欠感中逃离,最后,在台湾最南端的垦丁红豆林中悟得相思。这个叫陈书玉的男人也是一样,何尝对远方没有过跃跃欲试的好奇,又何尝没有过因亲情疏离生出过遗憾,但为何最终凝固成了一个静物。

《我爱比尔》

《红豆生南国》

无论是写远还是写近,最后的落脚点都在于上海。《考工记》中所写到的三四十年代和21世纪,首尾若相接,则对应着的都是声色犬马的洋场风貌。王安忆不仅不写那些繁华,还以逐渐枯寂的上海老宅映衬了点点染墨的遥远之地——西南内陆、香港和未曾谋面之台湾。那些遥遥相对的镜像,对王安忆的企图心而言,必然是观念和诠释的结果。如果说张爱玲始终将老上海作为一种理想化的生活标准,双子之城香港则是一种试探着的“未来”。对王安忆而言,香港的故事不再形成障碍,它是葛薇龙的泥沼、白流苏的战场,但对经历过提篮桥风波的冉太太,香港倒要单纯和安全得多,是孤注一掷的最佳选项。陈书玉完全不同,香港对他而言,是一个丰富物质的临时来源,同时是不可触碰的情感之地。那里有他的友情和爱情——绝不可以用来换取世俗生活的舒适。这一切都和大陆客对港地一贯的政治情绪无关。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这些巨大的时代变动,吹不起老宅的任何波澜。

那么那个从未正面出场的台湾呢?陈书玉从荒凉的西南退守上海,又从上海隐匿到自己的老宅,一路上始终埋伏着一条线索。那就是“何去何从”,“乡关何处”?老祖宗在一个怎样的机缘下,如何从台湾漂泊而来,又为何是台湾?正因为这个不可能落地的悬空设计,陈家祖宅又似乎与己无关了。面对整整齐齐体积庞大的历史遗迹,陈书玉从上海市资料室悻悻退出,主动放弃了跨越边界的努力。祖先的台湾故土的遥远、香港作为不可触摸的情之所在,上海的摩天新城的崛起……这个老宅,类似于一个被地壳运动扯断下陷形成的洼地,颤颤巍巍心惊胆战,不知何时被周边的城市建设运动碾碎。兀自在时空外存在着,好像《圣经》故事里随波逐流的诺亚方舟。

除了祖宅的复杂制式可循于《考工记》一书,这样一个逃避者的人生与这部儒家经典有隐秘的联系吗?汉人取《考工记》补《周礼》所缺之《冬官》。“官”无非取“事典”意,国家将营造修葺作为正统文化,“富邦国”、“养万民”、“生百物”的一部分。因此,探寻一座祖宅,回溯一段家族历史,正是主流文化意识的追求。由此看来,二十多年前的《纪实与虚构》是真正的由家到国,由文学的想象到“想象的共同体”之历史。但是陈书玉却在颓败之间寻而不得。重庆、香港、台湾、上海——中国,每一个流连辗转之地都与其无关。这大概可看作王安忆的参差设计。假装用“考”来证史,写的却是“工”之逝去、“考”之失败。“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这是某个微小生命的浮生记忆,也是一部颓然的美学营造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