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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编者+评论家:谈米荆玉的短篇《海怪》

2018-9-14 17:31| 编辑: admin| 查看: 246| 评论: 0

       吃蛤蜊的人

——《海怪》创作谈

米荆玉

从数字层面上讲,蛤蜊是一种低效能的消费;有一次我当零嘴吃下大约一公斤蛤蜊,体重仅仅增长了三百克。蛤蜊提供了一种虚空的满足感,一点点鲜,一点点汁,一点点似肉非肉、似筋非筋、似内脏非内脏的口感。特别的是,蛤蜊吃多了,身体会发轻,有种油然而生的欣快感,这种轻大大抵消了蛤蜊的“重”。如果说比吃蛤蜊更加低效的行为,应该是看小说了。我读了大约五百页的张大春,感觉收获满满,然而体重秤告诉我,我还是之前那个我,不增不减;再怎么钟爱,小说都是虚无的,读小说比吃蛤蜊更虚无。

我所在的这个城市,对蛤蜊有着深切的崇拜;当地考古学的多次重大发现,陆续把食用蛤蜊的历史提前了数百年乃至千年不等。在蛤城呆了二十年,一直被以蛤蜊为代表的当地美食所困扰。我是山鬼的孩子,吃惯了蝗虫、鹌鹑、知了和野兔,在蛤蜊这种不能果腹的食物面前,得到了全新的启蒙:海鲜的死是不带哀鸣的,从带壳的到不带壳的,从带鳞的到不带鳞的,从长眼睛、不长眼睛到眼睛长到同一个侧面的,海鲜的生与死不带任何表述。山里的野物大都会惨叫、哀鸣,海鲜连滴泪都没有。它们只会零星地敲打一下蒸锅锅盖:外面有人吗?

尽管有这么漫长的食用蛤蜊史,这个城市并未发展出真正的海洋崇拜。存在于广阔南方的海洋神祗,在蛤城并未得到系统的、成规模的崇拜,甚至连这种崇拜的雏形都难得一见。对于海洋,蛤城人保持着不自知的消费者态度:钓客、食客、鱼商、海参养殖者……一直缺少一个带有宗教观的“崇拜者”的身份。我的窗户斜对着栈桥,夜间火车到站,北方的旅客下车第一眼看到栈桥铁青的海面,当场哇哇大哭。偏偏我是个有崇拜癖的人,没有崇拜者的海跟泳池有什么区别?有时候我恨不得跟拿着火车票的外乡人站在一起,对着肮脏的海水并肩痛哭。

《海怪》这篇小说,是一种急于抒情的情绪的产物,也是我献给这个城市的情诗。蛤城的海我看了二十年,仍然期待“上”与“下”的透彻打通,而不是陆地与海洋的一次往返。我曾经请教过文艺批评家臧杰一个问题:二流城市有没有文学史?《海怪》是这个问题的一个变异:二流海洋城市有没有崇拜史?在蛤城逼仄的里院里,在西区标志性的市井冷眼里,在市民们普遍的自矜里,我想找一个崇拜者的故事,如果找不到,就把我自己写进这个故事里。因为我感觉,小说是重建个人生活的重要模式。我当了蛤城二十年的陌生人,在这篇小说里,我很高兴成为蛤城的自己人。事实上,有位损友已经开始按图索骥,索隐小说外我的真实生活了。

感谢高建刚、张彤两位老师,我虽然不喝酒,但《海怪》这篇小说让两位前辈喝了不少酒,引出了很多建议和指点。作为小说新手,我早早完成了故事,不过小说的架构跟立意一直没有确立。想法抵达的地方,笔力并不一定能触及,我已经认命了。六月初一场畅饮之后,回家路上我突然想到了亚伯拉罕拿以撒献祭的故事,小说文本的最后一块缺失就此完成。感谢那一夜的好酒,感谢小说里仗义出场的各位好友,感谢在栈桥至深处的海怪,那凝视夜夜如初。

 

海怪,C位出道

编者 张 彤

米荆玉的小说《海怪》是他在文学期刊上发表的第二篇小说,他的处女作叫作《请一个歌手吃饭》,发表在去年第12期的《青岛文学》上。

米荆玉是我以前在报社工作时的同事,我们习惯上称他为小米,虽然他有着谜一样的体重,每次走进编辑部的大开间,都有地动山摇之感。

小米至今仍是报社的娱乐记者,他给许多报刊写过专栏,新媒体时代也做过公众号、头条号之类,在那些文章里,小米的语言闪转腾挪,花巧百出,令许多读者着迷。我相信小米可以用他那具有开放性的语言表达出他对世界的复杂感受,相信他能写好小说,但是当拿到《海怪》的稿子时,还是吃了一惊。

我们一同工作过的那间报社,就在海边,推开窗户可以看到栈桥,每年春天开始,我就在附近的海水浴场游泳,坚持得好一年可以游一百天,一直游到冬天降临。大海是我们这座海滨城市的背景和底色,我们靠海吃海,天天去搂抱海水,但是大海依然是陌生的,不可名状的。其实我也观察过,初到海边的人,第一秒就会发出对大海的赞美,一般三分钟后就会无所事事。在我们的文化基因里,大概缺乏海洋文化的储备,所以面对无边无际的海,会有不知所措之感。小米的《海怪》里有对大海最直接,在我看来是最准确的描写,海的咸腥、海的神秘,海与市井生活咫尺千里的关系。

海怪的形象远不是高大威猛,性情也不止暴戾乖张。“我”,还有许多奔走在凡俗中的凡人,对于海怪的一切心知肚明,但是却无法用言语交流,我们与海怪之间有一套神秘的逻辑,明了这逻辑的人,对于未来就带着些许的期待与黯然。海怪是一个废掉的神明,它的形象是模糊的,带给读者的感受又是明晰的。《海怪》的隐喻也是既明确又开放,如孟大爷所说,没有答案的事,才是真实。

《海怪》当然富含文化隐喻,这一点显而易见,无须多言。小说具有现代意识,构思出人意料,而对于现实的描写,又充满了生活的趣味。魔幻与现实浑然一体,无须转场,这也约略可以看出小米对于这个题材的驾驭能力。今年四五月份,他将这个作品传给我,读后十分兴奋,随即送执行主编高建刚老师审阅,他也感到振奋,并提了几点意见。随后不久,《海怪》就在我们编辑部和几位小说作者的圈子里悄悄地流传起来。

这样一篇小说是如何诞生的,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谜。在写这篇编辑手记时,我恰好读到约翰·契弗的一篇访谈,契弗说他同意让·科克托的观点:写作是一种尚未被理解的记忆力量。这是一种令人信服的说法,关于海怪,我相信,它就是出于一种记忆力量,是作者通往潜意识的路途中的所感所想。这听上去有点玄妙,但是一说出来,没准儿您也会觉得有道理。

“文学是住在人心里的妖精”,这是我有一年在苏州学习时听范小青老师讲过的一句话。感谢《小说选刊》能够选中一个陌生作者的作品,用网络上流行的话来说,小米和住在他心里的妖精一起,C位出道了。

 

隐喻之鲸与“小海鲜的胜利”

——读米荆玉《海怪》

评论家 李 壮

我就是那个叫李壮的蛤城人,我不写小说,我写评论。这是一句戏仿,但这不是一句隐喻,因为我的确曾长久地生活在米荆玉笔下的蛤城,或者干脆直说———曾长久地生活在青岛。本人是蛤城的正宗土特产。栈桥、团岛…这些在《海怪》中反复出现的地点,对我来说几乎意味着整个童年和大半个青春期;我熟悉它们,它们也熟悉我和我那些大大小小的悲哀与困惑,直到今天,每次回青岛老家小住,我仍然愿意每天走到栈桥边坐一坐(从我家到栈桥步行只要五分钟)。因此我非常清楚,海既是一种诗性的存在、也是一种思性的存在;海内部的可能、海彼岸的想象、海的开阔和海的莫测,这些既可成就一场古朴而强烈的抒情,亦能将我们引向若干宏大难解的省思——有关文化、有关文明、有关时间和空间,乃至于人的存在本身。

对于青岛这座城市和青岛的海,情况尤其如此。这座城市在文化底色上显示出相当的复杂性,南方的开放轻灵和北方的传统持重可以并行不悖,殖民时代的文化印记能够与孔孟传统的近身辐射比邻而居,这里的人们在海洋生活中浸泡日久,却未必对海洋气质和海洋精神有多清醒的意识、多深刻的认同。这个话题很大,大到很难展开来谈。而我在这里想说的是,米荆玉笔下的海怪故事,既可以看作一场抒情、也可以理解为一番省思,而海怪形象本身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碰撞文化撕裂的产物:这悲苦甚至丑陋的神明,在古老的遗忘与现下的疏离中举起召唤的双臂,少数人看得到他,但更多人看不到。此中显然寄寓有强大的文化隐喻,你可以说这面如蛤肉的海怪是本土文化主体性的活体图腾(即米荆玉所说的“旧神”),也可以把人的祭祀和神的献鱼看作是针对这个诗性枯萎的祛魅时代的存在主义式抗争(它始终同灯火辉煌的现代世俗生活空间保持着若即若离咫尺天涯的微妙距离)。

如果单就《海怪》的文化隐喻而论,想要旁征博引铺开数千言的次生性分析阐释,对多数从事文学批评工作的人来说应该都不算难事。然而文学之为文学最富质感最宝贵的部分,也恰恰容易在这种看似激动人心的“大阐释”中溜走。我明白就第一印象而言,这篇小说最博眼球、最“抓人”的地方,的确在其“大隐喻”“大阐释”的可能性空间,甚至作者本人的创作初心也多半是由“大”处肇始。然而我所最为看重并珍爱的,恰恰是《海怪》的“小”处:小人物的青春往事、小老百姓的生活琐碎,乃至于“小语种”的生动表情(青岛方言在当下文学舞台上戏份很少,我猜多数读者未必清楚小说中的“虾虎”指的是皮皮虾、而“彪子”乃是傻缺之意。米荆玉的写作由此在地域文化的语言赋形层面上,获得了额外的意义加成)。作者在这些地方显示出低调却更近本质的文学才华。《海怪》料在“大”处,但成在“小”处。我固然窃喜于它的“大”让评论者有话题可抻,但更激动于它的“小”把一帧帧极富地方特色的生活场景刻画得如此生动丰满。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这是令人激动的图景,然而文学,有时恰恰是飞鸟贼鸥凌越鲲鹏、蛤蜊扇贝战胜巨鲸的事业。在此意义上,我从《海怪》中读出了一场“小海鲜的胜利”——它是细腻、鲜活、汁水丰富的,并且散发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气味:“四周鲅鱼群在鱼跃、冲刺,一群白点子在他头顶旋转,那是贼鸥闻到了他的腥气,流连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