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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红花

2018-8-10 09:01| 作者: 郭学杰| 审核: 九天雄鹰|查看: 2269| 评论: 3

花朵,开在温室,开在田野,美化环境。

花朵,芳香飘逸,沁人肺腑,心愉神悦。

花朵,洋溢喜色,应征迎娶,王者荣耀。

花朵,象征荣誉,昭示世人,催人奋进。

我家有一朵红花,在大衣橱里已经有三十六年有余。别看这朵花是纸做的,没有鲜花的娇艳,没有鲜花的芬芳,但它是我工作的动力,干事创业的力量源泉,一次次给我工作、学习、生活注入了的无穷无尽的动力。鼓励我由一个无知的农村青年成长为山东省优秀教师,山东省食用菌生产先进个人,山东省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科研先进个人,东营市十佳文明市民,东营市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先进个人。

曾记得,那是1982年元旦过后,垦利县委县政府在东方红大礼堂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全县教育工作会议,首次表彰全县优秀教师,垦利一中的孙兰环、郝尔标、实验小学的吴敬华和我,还有两名记不清姓名的老师等六名优秀教师分别作了大会发言,上台领奖。受表彰者披红戴花,颁发奖金和奖品。受表彰人员中,我是唯一的民办教师,也是年龄最小的青年人,当年只有二十七岁。在领奖台上,时任县委副书记的蔡兰圃为我颁奖,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年轻人,好好干,教育事业大有可为。”我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重复着一句:请领导放心,一定不辜负领导的重托。回校后,有人羡慕,有人嫉妒,有人鼓励,有人相绊。大多数同事欢喜高兴,为我祝贺,个别同事冷眼横对,心有恨意;妻子把花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恋恋不舍,最后决定把这朵花插在大衣橱里好好保存起来。

19745月,高中毕业的我和同学们一起回乡务农,开始在广阔的天地里施展才华。8月份,村里的学校招收的一年级新生儿童人数很多要扩班,原来的教师不够用,社员们推举我到学校当小学教师。说实话,当时我愿意当一名中学的物理教师,不愿意当小学教师。在高中学习时,我喜欢上了无线电,是全班第一个成功组装收音机的学生。毕业时一心想回乡锻炼两年后报考物理学,当一名物理学家。没想到回乡务农才几个月,社员们就让我当小学教师。当时的心里特别矛盾,家有半斗粮,不当孩子王,小学教师比较难当,学生年龄小,很多孩子连10的拆分都不会,教学很难进展,得有耐性,得能絮叨。当中学物理教师,也能发挥个人特长。社员们的殷切期望,让我回想起爷爷。听长辈们说过,我爷爷当过私塾先生,解放后在村里当过小学教师,现在看来我得继承祖业。郭氏家族为人忠厚,待人和善,处事认真,一丝不苟。工作可以挑选我,我不能去挑选工作。既然老少爷们儿推举,那就应当高高兴兴地去干,一定要干出个名堂来,让老少爷们放心、高兴。想到这里,我就义无反顾应承下来。秋收结束后我走马上任,当上了小学民办教师,在同学们中成了第一个有固定工作岗位的幸运儿。我刚刚上任,学校就把现金和物资保管的活交给了我。教学工作实行包班制,自己包揽一个一年级教学班的全部课程。不仅要教好几十个孩子学习,还要管好数百人的吃喝拉撒,保障学校后勤工作,保证学校正常运转。

上任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制作纸浆课桌凳。当时办学条件差,黑屋子,土台子,里面坐着泥孩子。还有很多学校没有桌凳,学生自带座位。我所在的学校条件较好些,但仍然缺一个教学班的课桌凳。当时县教育组为了解决课桌凳匮乏,在全县推广纸浆课桌凳,先在我所在的学校搞试点。全校师生拣废纸,当作纸浆的主要材料,没有粘合剂就捋榆树叶,剥榆树皮,晒干加工成粉待用。做水泥预制块没有钢筋,就用紫穗槐条子,或者从油田打井的地方捡拾一些废弃了的钢丝绳,在砖窑上烧红淬火。在火红的窑顶上烧钢丝绳这个活儿,一般人是不敢干的。窑顶上不仅冒烟,往下看是一片火海,在火里干活,需要动作麻利。我初上窑顶,战战兢兢,是老校长李守业老师教我,我才一次次走进火海,又一次次成功地走出火海。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纸浆课桌凳做成了。全县观摩会结束以后,学校的项目得到了县里的补助经费,我自己也得到了县教育组领导的赞赏。杨圣远组长对我说,小伙子很有出息,好好干,一定会成为有成就的好教师。

从普通中学毕业,刚走出校门,又走进学校教学,角色变换较大。业务没有经过系统学习,真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好在有自己的启蒙恩师们在一起工作,他们言传身教,让我从头开始学起,从零开始做起,学到了很多教学方法和班级管理的实法。我发现学校里有一本北京中等师范教材和一本山东省中等师范课本,便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教学方法和教材教法。半年的时间,我这个门外汉逐步了解教学工作,逐步懂得教育教学工作,成为学校里青年人中的姣姣者。

1975年春,全县推广“三算结合”教学和“汉语拼音基本式教学”,公社选派四名教师去新安公社参加教训,我是最年轻的一个。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业务培训,让我大开眼界,学习和掌握了许多先进的教育教学的方法,提升了自己的业务能力。1975年秋,全社小学教师参加业务培训,我担任培训班主讲人。在这个骨节眼上,父亲生病住院了。我白天主持培训讲课,晚上给父亲陪床。病房里我在小油灯下备课,让查床的护士吕兰芝发现了,她没有训斥我,而是把自己值班室的罩子灯端来给我用。当时我很感动,虽然不曾相识,毕竟还是同龄人心有灵犀,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工作呢?兰芝对我父亲照顾周到,体贴入微,更加激励我加倍工作,感谢兰芝的恩情。在兰芝的精心护理下,父亲痊愈出院了,我的培训班也圆满结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978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播发了《和小林谈作文》讲座,我组织学生按时收听,推进小学作文教学。同时,我给栏目组写信索要讲座材料。我收到电台寄来的这份材料如获至宝,请中学印刷厂的朋友给装上封面,一有空就细心地研读,指导自己的作文教学。通过学习了这套讲座材料,我的作文教学工作如虎添翼,节节攀升。进入80年代后,学区里有几处学校学生少,年级多,复式教学压力很大,有的学校的升学率经常剃光头,家长意见很大。老师们就想出办法,把学生寄托给我,让我代劳。时间长了,形成了联办小学的模式。

随着形势的变化,时光的推移,我的教学工作越来越重,学校管理工作头绪越来越多。1978年时,不仅兼管着学校的财务、司务、物资保管等后勤工作,还兼任学校团队工作。学校炊事员是位老共产党员,其他老师当司务长时,伙房月月要赔钱。因此他点名要我管食堂,他说只有我管食堂,他必定赚钱。就这样,领导又把管理食堂工作交给了我。虽然工作很累,但样样工作井然有序,有条不紊,财务工作得到了惠民地区教育局的充分肯定。团队工作服务教学工作,服务学校教育,受到上级团委的赞许。198054日早上,待产的妻子说肚子疼,我和娘说了一声就去学校了。中午的时候,村里的接生员说没有问题,只是还不到时间,我就又回到学校,组织五年级以上的学生进行口头作文比赛。傍晚的时候,家里来人报信了,妻子大出血,情况危急。学校里的活动还没完成,我还一时走不开,怎么办。父亲在家张罗借交通工具,我坚持完成了活动才离开学校。那时,交通工具非常落后,父亲借来村里的小型拖拉机,家人们已经上了车等着我。我家离县城近四十里路,半数为土路。拖拉机一路颠簸,终于来到了县医院。医生做了初步检查问我,你是保孩子,还是保大人。情况危急,需要立即手术。我回答先保大人。医生说医院血库没有O型血了,需要家人立即献血。经过检测,家人中只有我和妹妹是O型血。当晚,我和妹妹都献了血。妻子的命保住了,她醒过来为失去了孩子在病床上抱头大哭。我强忍失子之痛在医院里照顾妻子,还要照顾在医院里看护妻子的母亲、婶婶和丈母娘三位老人,白天吃不下饭,晚上睡不上觉,也曾几次晕倒在医院的走廊里。那时悔恨交加,怨恨自己没有及早行动,送妻子到县医院去生产。妻子出院后,自己的身体差点没垮掉,天天出虚汗,170厘米的个头,体重由117斤降到不足80斤。我未老先衰,皱纹爬上了脸庞,好像千沟万壑的黄河滩区地图。这年暑期,县教育局开展自制教具工作,推动教学改革,我所在的学校成为县里的试点单位,又一项重大任务落在了我的肩上。

1980年以前,教师上课是一支笔,一本书,一个本,一张嘴,辅助教学的工具除了毛算盘和小木棒,别的什么都没有。自制教具,没有样品,没有材料。要在暑期内做出100件教具,难度相当大。我边设计,边购置材料,边实验,常常早起晚归,挑灯夜战。为采购到材料,经常骑自行车去油田基地,往返150多里。为了节省开支,中午常常饿着肚子回来。那个时代,自行车是主要交通运输的工具。外出采购,到县书店买课本,都是靠自行车驮,有时一辆自行车能驮八标准包书,我骑自行车的技术就是这样练就了。为了购置汽灯零件,我骑自行车去利津县城,往返200多里,当天完成一个来回。经过几十天的拼搏,终于完成了县教育局仪器站下达的自制教具任务。我制作的教具直观、形象、实用,美观,灵巧、坚固,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好评,部分作品参加了省自制教具展览。我制作的教具使用了现代科学技术,许多许多作品具有领先水平。《视觉暂留演示器》、《光的三原色演示器》、《追击相遇演示器》、《蒸汽力演示器》、《四冲程演示器》、《离心水泵演示器》等,得到同行人的啧啧称赞,夸我是心灵手巧的人。在参加省展览时,《光的三原色演示器》还引发了一段趣事。布展的那天晚上,惠民地区的教学专家们到展室审查作品,让我演示给他们看。当演示《光的三原色演示器》时,时任地区教研室主任的物理专家邵教授说,三原色不是红蓝绿,而是红黄绿。那时,色光这个概念刚刚提出不久,了解彩色电视机原理的人也寥寥无几,了解色光知识的人不多,在场的其他人员包括我们一起去参展的几个同事,也就随和着领导说话,还有的趁机介绍他们的作品,吹嘘自己的才能。我解释到,红黄绿是美术三原色,但不是色光的三原色。彩色电视机是利用色光三原色,而不是美术上讲的三原色。邵主任要把色光三原色演示器给撤下来,我一听就急了,和他顶起嘴来。县教研室主任王丁海劝我不要着急,不能顶撞领导和专家,我也就不再说话了。第二天早上,邵主任找我赔理道歉,说,自己把两个三原色搞混了,请不要见怪。我说:“没什么,我也是在制作教具过程中才学习到的。”

在本村学校工作了10年之余,我很少过星期天,节假日。工作日要忙正常的教学业务,确保自己的教学工作正常进行。休息日要处理学校的总务工作,现金和财产要记账,做到现金和账相符,实物和账一致。要购置下周的必用物资,要维修保养办公室和教室里用的汽灯;要协调供销社确保学校用煤油。学校较大,通常每个月要用300多斤煤油,也就是要用一标准桶煤油。那时学校里没有抽油设备,给汽灯加油往往是利用虹吸原理,先用一根塑料管插进大油桶内,把油吸到一只小桶里。在吸油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喝一口。煤油喝进肚子里常常让人恶心,烧的肚子难受。学校是1984年后才用上电的,在用汽灯的八、九年时间里,不知喝了多少煤油。为了确保教学用书,休息日还要去县城书店里提书。那时,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只有自行车。一个学期里,几乎每周都要去一次书店。书多的时候要跑两三趟。每次提书至少两包。为了节省时间,节约开支,有时要驮8个标准包书,重量在200斤以上。那时去县城,唯一的通道是黄河大堤,其中要走10多里土路。那时,路上最艰难的地方就是驮着书上黄河大堤。为了节省中心组其他学校教师的时间和精力,整个片6所学校的课本基本上都是我自己骑自行车驮回来的。为了节省学校开支,我学会了简单的木工活,学会了割玻璃。那时,学校勤工俭学搞的红红火火,学校收入水平比较高,学生就读不收费。每年要生产数万斤小麦、玉米、大豆、高粱等。学生们参加劳动,学校里统一就餐,馒头随便吃。老师们每人每月补助5斤面粉,特殊情况时方便老师们在伙房里就餐。因为我管着生活,所以我没在伙房里吃一顿饭,而我的补助饭票都分给了生活困难的老教师们。学校里每年要存上万斤的粮食,特别是小麦,非常容易生虫子,特别是开春后,几乎每隔一个月就要晾晒一遍。晾晒粮食的活特别累,特别脏。我都是挑选较好天气的周末晾晒,少则1000多斤,多则近万斤,都是自己一麻袋一麻袋扛出去,凉晒完后再一麻袋麻袋扛回来,装进二、三米高的挂折子的粮囤里。最累要数打场扬场和入仓。1976年秋,夏玉米大丰收,10000多斤玉米要存入离学校200多米的大队部里。我和一名叫赵玉华的老师,一次一人扛一麻袋,不知往返了多少趟,玉米全部入了仓。1978年麦收时,外籍老师都回家了,本村的老师也都分到小队复收麦子去了,学校打了近10000斤小麦,全靠我自己扬场,自己入仓,夏争时,秋争日,为了小麦颗粒归仓,我自己扬一阵,略一阵(把粮堆上的糠等杂物扫下去),自己装麻袋,自己往仓库里搬运装囤。一天下来,累的我腰疼的爬起来,三天都休息不过来,腰肌严重损伤。1983年村里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学校的土地承包了出去,勤工俭学收入大幅度下降,从1984年起,学校经费主要靠收取学费。

那时,钢材和玻璃是紧俏商品。教师们家中盖屋急用这些材料为帮教师解除忧愁,让他们安心工作,我去县物资局集中购置回来,然后再按原价分给需要的教师。

教学工作使我养成了天天早起的习惯,参加工作40多年,几乎天天是第一个来到单位。在1984年以前,到校后先点汽灯,再打扫卫生,冬天生着炉子给老师们烧水取暖,夏天到伙房给老师们打下洗脸水。1979年正月十九的早上,我和往常一样,早早来到办公室,刚刚点亮汽灯还没洗手,有同学匆匆忙忙跑来,说郭老师,不好了,炊事员张大爷在伙房里跌倒了。张大爷身材魁梧,胖大,身子很重,跌倒意味着对脑和心脏有较重损伤。办公室离伙房100多米,我没来的急洗手,就百米冲刺般的速度跑进伙房。张大爷就侧卧在灶台和案板之间,耷拉着头,鼻子和嘴角上都要是血。我绕到他背后,边叫着张大爷,你怎么了,边把他扶起来,让他倚在我怀里。只见他耷拉着头不作声,就问同学们,谁知道张大爷的家,赶快到他家叫人去。这时,同学们有的往张大爷家跑,有的往办公室跑去喊其他的老师,有的往校长家跑去叫校长。十几分钟后,来了些村民和老师,迅速摘下伙房的门板,抬着张大爷往西宋医院跑去。张大爷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去世了。那天,是我新婚后第十天。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年年我被评为社、县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1982年县委县政府首次表彰优秀教师,我列入其中。这朵红花来之不易,凝聚社会,各界的关心,领导的呵护,自己的努力,家人的期望。得花很艰辛,护花更艰难。妻子说,我把花插在大衣橱里,希望你好好工作,多创佳绩。是呀,这朵红花饱蘸着我拼搏的热血,洋溢着我进取的激情,充满着我对未来的憧憬。从此,我更加努力,更加刻苦,更加严谨,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股股不正之风袭来,严重干扰着教学工作,我却仍然坚守原则,认真研究教法,不断改进教学工作。上级业务部门组织一次次过关达标考试,我总是在合格之列。有一次业务考试,全乡80名教师参加考试,只有7人成绩合格,其中有我和我的一名同事赵玉华。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这是对教师的起码要求。为了满足教学需要,我先后自学中师课程和高等师范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全部课程。

前进的道路总是坎坷崎岖,前进中总是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事,有时会碰到致命一击。1984年对我来说,有喜有悲,有乐有哀,让我最难忘怀。

这年春节过后,儿子降生,给全家和亲朋好友带来了欢乐。三十得子,我自然是乐此不疲。

这年春天,高压电进了校园,师生告别了使用了多年的汽灯,极大改善了教学环境和条件。

这年春节前,村支书阑尾炎住院做手术,春节后因校长母亲刚刚过世,我受校长之托去看望村支书,却吃了闭门羹。

这年春天安电时,村支书决定只给小学一到四年级教室安电,不给五年级和初中班的教室安电。为了全校安电我发了威,强迫电工们给所有教室都安上电。

这年春天,几个就读五年级的学生依仗自己父亲是村支书、是乡长,无视学校纪律,为所欲为,经常在教室里打架斗殴。这一天不是我的课,正和请来的木工在制作教具橱,恰巧任课老师有事外出,他给学生们布置了作业后就离校了。不一会,那几个学生又在教室里扭打起来,严重影响了学生们的学习,学生们纷纷去找我,我进教室正好看到他们在地上滚在一起,一个学生压在另一个学生的身上,用废弃的子弹头戳破了对方的耳朵,鲜血直淌,在上面的那个学生嘴里还不停地骂骂咧咧,“×老师来也不行”。我大喝一声“放手,起来”,他们仍不松手,一人被我踢了一脚才爬了起来。晚上,乡长找到了学校,要求校长处分我。后来听说,这几个学生毕业后危害社会,先后被人打死了。

这年春天,教育组分给我一辆自行车指标,车子买来了,是辆质量不过关的杂牌车,直接不能用,我给省供销社写了一封信,建议多给老师们批些质量高的大金鹿等名牌自行车。信被批转后公社供销社领导和教育组领导认为我告他们的状,经常想法给予我报复。

这年暑期,校长调走后,学校没有正式领导,学校一片混乱,有人告我贪污公款,拉帮结派,玩弄女性三大罪状,秋后,教育组组成专案组,多次到学校调查取证。最后还有13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核实,需要和我对证。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在同一天里买了两次电池。对此我作了说明,专案组宣布三个罪状纯属捏造。

这一年,我有两个改变轨迹的机会,一是接任校长,二是县转招以工代教,他们这样做,无非就是不想让我当校长,不想让我转为以工代教。其实,我早就和妻子商量过,自动放弃这两个机会。

这一年遇到这么多的麻烦,我的信念动摇过,真想一下子离开那些是是非非的地方,当我看到这朵红花的时候,顿时又来了劲头。辞职意味着认输,意味着逃脱,对不起乡亲们,对不起家人、祖辈和所有关心自己的人。小时候,爷爷们叫我是杀不败的牛皋,如果因这点破事就辞职了,就对不起祖辈。

翌年元旦过后,教育组决定调我到临村小学任教,担任校长。人员调整方案公布后,人家都没有上班的,而我坚持上完最后一课才和学生道别。也许学生们已经知道我要走的消息,这天的课堂纪律特别好,学生听课特别安静,特别认真。当我告诉学生们我要调走了,他们相拥而泣,依依不舍。当我到村支书那里道别时,村支书貌似不知详情,显现出很惋惜的样子。我说到有人告我三大罪状,感到很委屈。我说咱们是一起长大的,我的为人你是知道的,从没乱花公家一分钱,有时记账差着一分钱,要花费很大精力非找出来不可。今年下半年的学费没收起来,学校开支没有钱,都是我自己垫支的。这时支书反问了我一句:现在是什么年代了,还有自己垫钱为公家办事的。一句话问的我心寒胆颤。是呀,当时流行的一句是,八十年代个人顾个人。地荒一年,人荒一辈。为了学校能正常运转,不耽误学生的学业,我没卸任前还有责任保障学校的供应。

是金子在哪也发光。新单位是村办小学,村子不大,学校只招收本村村民的孩子,共有3个教学班,一、三年级复式、二、四年级复式,五年级人数较多,教学任务重,升学压力大,是单式班教学。调入新单位后,我接的是五年级,并担任校长,负责全校日常管理工作。这个村黄河滩地比较多,离家也很远家长朝出晚归,两头不见太阳,学生多数没人照顾。我和老师们说过,学生在校时间,我们就是他们的监护人,要多多关心学生,要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经过半年的努力拼搏,学生们把我当成自己的亲人,一呼百应,学习热情特别高涨,毕业考试时全班22名学生,有20名考入了初中,升学率全乡最高,又一次放了卫星。消息传进村里,全村人皆大欢喜。下半年我招收了一年级新生,从事一、三年级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新课题,起初有些手忙脚乱。但很快掌握了复式教学的规律,后来的教学就灵活自如了。识字教学是一年级新生的难点和重点,我便委托时任共青团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的老同学孙永春,在省城买了本《说文解字》,晚上,我就挑灯夜战,钻研造字方法,总结识字教学经验,写出识字教学参考资料。当时,乡里规定,出村的民办教师必须吃住在学校里。我是出村教学人员,乡教育组经常派人到学校查岗,他们见我深夜还在伏案工作,就悄悄离去。冬天,每晚上要烧出一大簸箕炉渣。一个学期的艰苦劳动,写成了一套识字教学资料。后来我把这套资料交给了老同事,在市教科院工作孙传文主任。据孙主任讲,这套资料至今对全市的识字教学,还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和作用。

第二年春夏之交,我复式教学已经得心应手,一身轻松,正在琢磨干点什么,新的变故却悄悄地靠近了我。5月末的一个晚上,乡教育组长马金福和教育组成员袁兰新突然来到的我办公室,说先把自行车放在这里,他们去村里办点事。夜深了,劳累了一天的村民都进入了梦乡,村里静悄悄,孤灯下,我独自在备课。凌晨二点了,马组长他们回来了,一脸愁云。马组长叹了口气说,郭老师,根据乡教育组和村两委协商意见,想暂时借调你回原单位接手五年级教学工作。救场如救火,希望你以大局为重,服从需要,服从安排,这样你离家也近了,生活也方便些。

我丈二和尚不摸头脑,不知原单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随口说了声谢谢领导,我服从安排。

马组长点了支卷烟,长叹了口气,说,原本想他来这里是回村,应当顺风顺水,顺理成章,而你回原单位比较麻烦,村的工作不好做,恐怕这边往外撵,那边说不要。没成想事情翻了个个,那边让你回,这边村里不放你。胡书记说,除非提拔你到大学校当校长,否则不让你走。没办法,先借调回原单位,暑假后再重新安排你的工作。我说,领导不要受难为,什么工作都是人干的,我干什么都行,一定服从领导安排。马组长最后说,天不早了,你休息吧,明天打点行装回去报道。就这样,我像一块半头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不需要的时候踢半边。第二天早上,和同事们告别,和村里告别时才知道,原来是原单位的老师们打了仗,闹的很厉害。

回到原单位后,我没有急着开讲新课,而是先带领同学们复习知识,了解学生的知识水平。数学课中圆柱一章是五年级下学期的学习重点,里面涉及到圆柱、圆锥、圆台等一些概念。当复习到这章时,我带领学生们重新复习了圆柱的概念,然后请同学们找出常见的圆柱物体。有个女生说木头是圆柱。我问木头是从哪来的,学生齐答是树长出来的。我又问,树的根这头和树梢那头,一样粗吗?学生齐答,不一样粗。我说不一样粗,也就是说两头截面的两个圆是不一样大的,是不相等的,木头具备圆柱的特征吗?这时那个女生说,反正俺老师是这么教的。我说,那好,你再对照圆柱的定义好好想想吧。

语文复习完了,我也发现了很多问题,为避免学生的吵闹,没有和学生进行争论,开始了我的新课。《三人行》是我讲的第一课。我没有和前任老师那样,领读一遍课文,然后把主题思想、段落大意、写作特点等内容抄在黑板上就完事了,而是带领学生从字到词,从词到句,从句到段落,进行分析,细嚼慢咽,口味字里行间的关系,然后如穿珍珠,让学生仔细体会、欣赏写作技巧,学生们大开了眼界。现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组织部长的朱振栋回忆说,《三人行》是我最难忘的一课,从此以后把我领进文学的王国,激发了我学习语文的兴趣,爱上了中国语言。可以说这一课是我走向成材的起点。

领导说话真算数,这年暑假后,我被调到全乡第二大村当校长。这所学校垃圾成山,最高的垃圾山高达到1米半还多。像个大祖坟;各个教室里的泥疙瘩绊脚,一不小心就摔倒。这所学校破烂不堪,窗子用砖头堵着,学生自带座位,课桌七扭八歪,断榫掉腿。这所学校管理混乱,哪个班学生交的学费,哪个班主任拿着,收入无凭,支出无据,学校开支班主任说了算。这所学校人际关系复杂,七八个人分成两大派,时时内斗,天天内耗。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差,每年的毕业班中应届毕业生能考入中学的寥寥无几。这所学校的外部环境恶劣,村里的小混混们经常进入学校砸玻璃,撬门拿东西。这样的学校怎么呆?既来之,则安之。进了门就是一家人,就要融入其中。领导安排来了,就要竭尽全力带领这些难兄难弟们走出低谷,走向光明。尽管可能有人不理解,有人不支持,有人使绊拖腿,最终受益的是他们。这样的学校怎么才能开展工作?抓主要问题,分清轻重缓急,各个击破。团结所有的同事,不同的人员同样对待,不一样的方法,调动全体人员的积极性,共同建设一流学校。

要让学校正常运转起来,那就要解决人员安排和经费。首先要把课程安排好,让每一个老师各尽其力。原来的任课安排不够合理,让临近生产的孕妇担任五年级教学,对学校,对学生、对家长,对任课老师都不是最佳选择。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说服了年富力强的老师接任五年级。其次,经费统一管理,经过推荐,提名协商,推选出会计和保管员,建立账目,然后把班主任手中的学费收起来,那怕是手中只有购物凭证。学校经费从零开始,组织学生开展勤工俭学,挖茵陈、车前子、蒲公英等中草药。我身先士卒,带头遵守纪律,带头做好学校管理和教学工作。邀请英雄人物进学校给师生做报告,教育师生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八十年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学校是孩子们享受关爱的唯一场所,老师要善待每名学生,不能让一个孩子掉队。白天我们教学,晚上抽空走访家长,解决一些学生的实际问题。有的家庭孩子多,负担重,学生面临辍学。我和相关老师到学生家里做工作,直到做通为止。有的学生大学专科毕业后想继续上本科,家庭感觉负担不了而不同意。我就和家长拉家常,说道理,直到答应为止。为改善办学条件,我协调村里制作课桌凳,学生不再从家中带座位上学,改善学生学习环境,得到所有家长的赞同。协调资金购买了鼓号,组建了少年仪仗队,六一邀请县领导一起活动,学校大变样。学校管理和教学工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评价学校的三“率一分”(即参考率、及格率、优秀率和高分)节节攀升,应届毕业生的升学率大大提高,跃进了全乡先进行列。

1989年,推行学校和教师双向选择,中学领导多次派人动员我去中学做后勤工作,学校所在的村也好歹不让走,中心小学选择我做教学管理工作,最终我选择了中心小学。在中心小学管理教学工作,兼管后勤工作,自己担任五年级主要课程。期间还要做少先队工作,创办了首份校报《丫丫小报》,我亲自组稿、刻板、印刷。1991年春夏之交,县教育局推荐我为省级优秀教师人选。同年暑假后,我担任了中心小学校长,当时的中心小学校长,由县教育局和人事局联合公布,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名正言顺地当校长。当时学校里民办教师多,老教师多,女教师多,中青年教师家庭负担重。为让青年教师发挥主力作用,我千方百计给他们创造条件,甚至帮他们做家务,带孩子。女青年骨干教师扈奎香,丈夫在南海舰队服役,三岁的女儿白天由70多岁的奶奶接到村里去,晚上扈老师自己又带孩子又上班,很牵扯精力。为让扈老师能安心工作,我建议她晚上可把孩子留在办公室里,由中老年老年教师们照管。那时玩具少,时间长了孩子呆不住,这时我就哄孩子,逗孩子,孩子困了就抱抱,经常在我怀里睡着了。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却有人嫉妒,有人红眼,整出了桃色新闻。最让我难堪的是教师抢占住房。中心小学比较特殊,乡政府指望着所在村投资,所在村就赖着乡政府拿钱,办学条件并不优越。自从我担任校长后,经常往返教育组领导和村支书两家,协调投资改善办学条件,特别提出解决老师的住房问题,让青年教师进的来,住的下,留的住。这事刚刚有点名目的时候,教育组给调来了一位教务主任。这是我的好哥们、老同事,也是原单位的老校长。他习惯了我行我素,多次趁我外出之时,私自接收转入的学生,事后也不汇报,也不跟校委会打招呼,弄的我十分被动。他住房一事也从没对我提过,但我极力想办法给他安排,因为我知道原单位要撵他走。我给他安排的临时住房,但他不满意,不去住。中心小学的前任校长调到中学工作,在中学分得房子后刚刚搬走了部分家具,还有部分家产没搬出去。新任教务主任趁我外出时给撬了锁,自己搬了进去。教育组、村两委拿不出好办法来,要强迫我处理,我们选择了辞职。因为当时我也没有住房,每天上下班我要往返数十里,我若在岗位上,就意味着我要和这位教务主任争房子,因此只能选择辞职。

1995年,全县要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我被选进刚刚组建的乡教委,负责教学研究,当时的工作重点是义务教育档案建设。从4月到10月,白天跑学校,晚上整理档案,常常工作到二、三点钟才回家休息。那些日子里,不知走了多少路,也不知每所学校去了多少次,也不知熬了多少个夜晚,初验时省专家看到整整齐齐的档案橱,井井有条的档案盒,特别高兴,说到过那么多的地方,从没见这么好的档案。正式验收完后,我却大病了一场。

九年义务教育通过验收后,我的主要工作是教研,几乎天天在学校里听课,评课,指导教师们说课讲课,抓教学常规建设。很快,全乡的教学工作步入了正规化。

天有不测风云,事有意外变迁。有一处中学校长因贪污入狱,县教委调我们的班长、教委主任前去救险。主任走前推荐我接任他的工作,民意调查大多数教师推荐我接任。结果乡政府分管领导要引荐用酒肉买通了他的酒肉朋友、心腹之人,一位普通小学的校长接任;县教委推荐某科室领导的胞弟接任,两家僵持不下,教委主任成了难产儿。最后,各自让步县教委推荐的人选当主任,副乡长推荐的人选当教研室主任,而我从基础教育调到成人教育。有人还扬言,说没了人权和财权,看他还有啥能耐。

当时的农村成人教育,说起来很重要,做起来就不要。成人教育没有阵地,没有经费,没有队伍。两基验收时有人曾说过,义务教育是只肉鸡,成人教育是只淘汰的鸡。好在两基验收时抽调的一名工作人员还在,我的手下还有一位得力的助手。开始,我们俩天天跟着乡政府工作人员下村,做与教育无关的工作。在和农民打交道的过程中,渐渐地了解到农民需要科学技术,需要现代知识。回到乡政府后我们就查找资料,询问有关单位,然后手写成材料,送给需要的农民。我们的行动感动了市直包村组。市工商局给我们买来放像机,在市教育局工作的学生孙葆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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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九天雄鹰 2018-8-27 11:30
【特约编审评语】:欣赏学习,感受文采!
引用 朱建根 2018-8-13 13:26
好文章,欣赏,学习。
引用 赵瑞晶 2018-8-10 14:25
欣赏文章,朴实,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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