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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玺璋:始于武侠而不止于武侠者

2018-7-9 09:23| 作者: 解玺璋|编辑: admin| 查看: 393| 评论: 0

解玺璋:始于武侠而不止于武侠者——序《中国武侠小说史话》

我试图从记忆深处搜寻武侠小说的身影,然而,所得到的只是些十分模糊的影像。这也难怪,毕竟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大约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的作品,陆续被介绍到内地来,我们才知道,世上还有武侠小说这种东西。那时,《羊城晚报》率先连载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我们看得如醉如痴,《羊城晚报》成了办公室里最抢手的一张报纸,没有人不想先睹为快。不久,又读了他的《萍踪侠影》,以及金庸的《笑傲江湖》、《天龙八部》、《鹿鼎记》、《射雕英雄传》等一系列作品。记得当时编辑部里还为金庸、古龙谁写得更好吵得一塌糊涂,每个人都固执地捍卫自己的所爱,谁也不能说服谁。就在我们闹得热火朝天之际,忽然有一天,我决定与武侠小说分手,我们的缘分到此为止。唯一的原因,是时间不够用。那时,孩子还小,工作又忙,对我来说,读闲书已近乎奢侈,而武侠小说又是那种打开就放不下的作品,太耽误事儿,只好忍痛割爱。这也说明,武侠小说对读者确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去年夏天,北京作协与怀柔文联举办笔会,住在云梦仙境。与我同屋的林遥很健谈,我们交流读书的体会和心得,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于是便谈到他正在写的《中国武侠小说史话》。我很惊讶于他的勇气,如何能以一人之力独挑如此庞大而艰巨的工程。史话虽比治史多了些灵活性,但资料的搜集、整理、辨析、考订,乃至理论框架和操作规则的设计,仍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而中国历来要求治史者兼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可见治史的门槛儿是很高的。不过,很快我就为他所取得的成绩而表示惊叹了。他告诉我,书,已经写完了,正在与出版社商量出版事宜,虽然还要修改,但大体上不会有什么变化了。接着,他就说了要我写序的想法,我稍一犹豫,也就答应了。

事后冷静下来我才为自己的鲁莽和轻率而感到不安。我想,以我的学养,要写出一篇令人满意的序文,恐怕是很不容易的。我也曾有过打退堂鼓的想法,但又觉得,既已答应别人,岂能言而无信,有悖侠之所为?故只有勉为其难,尽人事而听天命。读书的过程还是很轻松和愉快的。书中所述,常有出我意料者。比如他对先秦诸子和其他历史文献中有关“侠”的来历的梳理,以我的孤陋寡闻来看,就很丰富。他写道,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人心浮动,游侠应运而生。此前是否也有侠,按照司马迁的说法:“靡得而闻已。”他们中有些是失意的士,或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也有一些就是昔日的贵族,由于在政权变动中丧失了既有的地位,沦落为自由民,遂加入游侠这个群体。他们或被君王和公卿贵族养为“私士”,为主人分忧;或以自由之身,为社会公正护法,总而言之,扶危济困,舍己救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轻财重义,诚实守信,是人们对侠的基本认识。

但先秦诸子对游侠似乎都缺乏好感,司马迁亦深以为憾,言道:“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所以,他作《游侠列传》,所收侠者,只限于汉兴以来的朱家、郭解之流。儒家对侠的态度,以孟子所言最具代表性,在他看来,侠的“好勇斗狠,以危其父母,一不孝也”,是决不能接受的。墨家是侠的近亲,他们对侠也有所保留,何以故?大约就在于墨子所言的义,是家国天下之大义,而非游侠所言个人之间的小忠小义,俗称哥儿们义气。当然,不仅儒、墨两家对游侠持批评态度,韩非站在统治者的立场,对于“侠”的恣肆横行更是不能容忍;甚至主张清静无为的庄子,也曾劝说赵王远离“庶人之剑”。尽管《庄子》中《说剑》一篇,历来被疑为赝品,但其中对“天子之剑”、“诸侯之剑”、“庶人之剑”的分析,明显指向对游侠的批评,是没有疑问的。

这种叙述是我所感到兴趣的。还有关于武侠小说叙事源流的叙述,也很有意思。他讲到远古神话传说,认为“其叙事情节已经颇具‘侠’的气息”,这似乎发前人所未发。而武侠小说的创作源头,他则追溯到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以及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的“杂记体”神异、志怪小说。他提到的如干宝的《搜神记》,托名陶渊明的《搜神后记》、旧题为曹丕的《列异传》、葛洪的《神仙传》、王嘉的《拾遗记》、张华的《博物志》,以及吴均的《续齐谐记》等等,都是很熟悉的书,曾经读过的,一旦放在武侠小说的背景下,重读他所引证的那些故事,如《李寄斩蛇》、《三王墓》等,还是觉得很有新意。于是想到清末文人孙宝瑄在其《忘山庐日记》中所言:“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书也;以旧眼读新书,新书亦旧书也。”这个道理只有善读书者才能讲得出来,此番读林遥的大作,我也得到一点体会。

武侠小说固属于通俗文学,又有着鲜明的旧文学的印迹,盖着“封建”的纹章,一直为精英和新文学家所不齿,斥为“残渣余孽”。但也应看到,中国底层社会的精神信仰,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武侠小说,包括戏曲。这倒并非如批评者所言,只是一味地把希望寄托于清官和侠客,自己全无责任;其中也有些很有价值的东西,是民间信仰的主流,譬如讲信义,重然诺,扶贫济困,见义勇为,尊师敦友,自尊自爱,对于造成传统的社会风尚,是有功劳的。联想到当今社会,世风日下,道德滑坡,人伦颠覆,恩义断绝,欲壑难填,奢靡成性,自私自利,自甘堕落,不能不令人见邪恶而思所以正之。当年梁启超作《中国之武士道》,有感于国民精神信仰的贫弱,便思以传统武士之信仰而补救之,倒也不仅仅是强健体魄而已。他列举武士信仰之表现,凡十数种,最后要而论之:“则国家重于生命,朋友重于生命,职守重于生命,然诺重于生命,恩仇重于生命,名誉重于生命,道义重于生命,是即我先民脑识中最高尚纯粹之理想,而当时社会上普通之习性也。”然而至清末,这种曾经作为中国人“普通之习性”的品质,已经是很稀有的了。

因之,我读林遥的《中国武侠小说史话》,除了感受一种文学样式的发生与成长,由萌芽而蔚为大观外,还听到了他对一种久违的精神信仰的召唤。这是超越了文学而又扎根于文学沃土的一种企盼。为此,我愿向作者三鞠躬,以表达我的敬意。

拉杂写来,勉为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