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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达《海边春秋》:新时代的现实书写

2018-7-9 09:23| 作者: 赵依|编辑: admin| 查看: 519| 评论: 0

陈毅达《海边春秋》首发于《人民文学》2018年7期,是《人民文学》在“新时代纪事”栏目刊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该作品同时被列入2018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选题。小说以“春秋”命名,作者陈毅达突破传统的全知叙事,并充分借用史传传统在小说叙事模式中的作用,以小人物为线索展开新时代的现实题材书写。由于中国小说初创阶段对史书和诗歌的借鉴,“史”和“诗”的文体传统已在相互渗透中共同作用于中国小说的审美志趣:在内在倾向上,史传的实录传统没有使小说放弃叙事上的虚构,而诗歌的抒情言志传统也没有阻碍小说的叙事职能。而不同时代、不同学养的作家又存在着艺术水准、思想倾向、行动能力等方面的差异,文史传统于中国小说的具体影响也自然呈现出诸多面相,这使我们搭建起探讨《海边春秋》的广阔空间——作家对社会场面的细致描写贯通时代现实,对人民和生活的真切观照则延展出更为统一的新时代风貌。

“春秋”:名与实

《人民文学》当期卷首语对《海边春秋》的故事内核作如下表述:“从北京名校毕业回闽工作不久的文学博士刘书雷,被派往距离海峡对岸最近的开发热土岚岛挂职,进入了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现实熔炉,从好奇、热情、不懂、慌乱,再到倾听、观察、分析、判断,直至扎扎实实地与生活实地上的人心、实情和史事、蓝图相融。他遭遇了复杂而繁多、具体又紧要的疑难事项,也从实践中磨砺出了面对问题的辨别力、解决问题的穿透力。”刘书雷围绕兰波国际项目与蓝港村整体搬迁的矛盾展开工作,攻坚克难主题之下,陈毅达通过对事件各个关节的娓娓道来构建自己的价值判断,尽管小说叙述是对复杂真实的虚构,独特的解读与表述方式中,作者选择对整个事件和事件中的各种因素直书其事,本位主义、决策简单和作为不力等现象并未被置于书写的阴影处,干部、开发商与村民的形象也因而真实可触。

钱锺书先生曾道:“两汉时期最有后世影响之理论为‘春秋笔法’,自史而推及于文。”因此,我们不难从《海边春秋》的小说题目推论小说在创作手法上的趋向。

《春秋》“尚简用晦”、“文约而指博”,所谓“微言大义”、“借事明义”,均是表达“善善恶恶”的话语模式。杜预《春秋左氏传序》所云:“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尽而不污,五曰惩恶而劝善。”以《春秋》“五例”为基本内涵的“春秋笔法”突出地将劝善惩恶的思想原则与法度融于审美价值和修辞方法,而“经法”意在惩恶劝善,故求其善;“史法”意在通古今之变,故求其真;“文法”意在属辞比事,故求其美,其中也不乏对《诗经》“兴观群怨”和比兴传统的借用与发挥。

陈毅达《海边春秋》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大背景下,书写援建岚岛项目的落实经过:干部、开发商与村民中没有善恶,而矛盾的化解以刘书雷与张正海的工作逐步达成,以己度人之心透露出人性的善良,在整体的发展面前各方努力寻求协调和平衡,此乃经法之“善”;岚岛确有其岛,“从过去的海防前线,变成了福建省开放开发的新热点”,“东邻台湾,与台湾的新竹县相距仅有68海里,是闽台之间最靠近的地方,为两岸融亲的摇篮;毗邻港澳,是中国大陆面向亚太地区的重要窗口之一,扼守海上丝绸之路的要冲,为闽省第一大、全国第五大海岛,面积是厦门岛的两倍”,此乃史法之“真”;岛上村民有以大依公为代表的传统人格风骨、也有包括海妹在内的“海上蓝影”新青年群体,岛上生活生动的细部,无论是海蚀地貌和集中形成的石厝群、海底文物、海上摩尼光佛等,还是女老板开的农家饭馆、台湾歌手余望雨的音乐创作室、虾米为等待父亲和祖孙生计卖画为生、林晓阳有着诗人气质和属地基因等,连同具体的诗歌的引用和诗性的刻画,新时代现实里可能的生活被一一勾勒,此乃文法之“美”。

再有,后世的《春秋》三《传》,以《左传》最重史实记述,而《公羊》《谷梁》皆重大义阐发,详于解经,于义理上多有功,史实的记载阐发出强烈的人文意蕴。史传传统与小说叙事的关联便在于此,尽管从实录其事到文学想象的再创造之间存在着审美方式的重新确定——作者通过叙事时间、角度、视域及叙事时态的选择营造出大事、奇事、日常事在文学表达中的审美意蕴,由“史”与“实”生发那些与国家、民族兴衰有关的理想与意志,在文学的虚构里传递人文精神与关怀,文学由此在与史同样的纪事本末叙事之外拥有了超越自然时间的独特新意。

与时代共同成长

尤为可贵的是,小说虽将博士刘书雷作为现实题材书写中的重要线索人物,作者陈毅达却没有把他全能化,小说中的刘书雷甚至还不是共产党员,他有职场里常见的心理活动和小算盘,也有兼济天下的抱负,他听从导师的意见,也对领导察言观色,同时对自己的辨别力和判断力有所坚持,而这一切都使刘书雷的人物形象得以真实地确立,因而他作为干部的成长、能力的提升、心性的转变乃至自然而然想要加入共产党的愿望也无比可信。

事实上,小说里成长的不仅仅是刘书雷,以他为代表的善于思考、攻坚克难的本地干部、从懵懂莽撞到懂得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岛上新青年群体、常年外出打工转而终于回村创业的岛上村民、由谋利到谋发展的企业家们等等,甚至,陈毅达在文中采用领导人的真实成长为小说内部人物和外部读者树立榜样——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有一个中国的年轻市委书记,在去美国一个友好城市交流访问时,提到他无意间看到了一则新闻报道,了解到一位加州大学的物理学家,曾在一个叫鼓岭的地方度过快乐的童年。但六十多年后,这位教授不幸患上了失忆症,可是经常念叨着鼓岭,这让他的夫人十分意外、困惑和感动,决定帮助丈夫找到这个魂牵梦萦的地方。他的夫人不知道如何着手,也不知道鼓岭在哪里,无奈之下就只好请一个报社记者帮助。这位市委书记看到了报道之后,就立即联系上了教授夫人,并盛情邀请这对夫妻前去访问鼓岭。教授和夫人到鼓岭访问期间,这位市委书记还专门抽空接见他们,请他们吃饭,并嘱咐相关人员一定要接待好照顾好两位老人。这位教授和夫人终于了结了最后的心愿。说这个故事的人,曾是这位教授的博士生。他告诉董事长说,这位充满人格魅力的年轻市委书记,现在可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一幅与成长、发展密切相关的斑斓画卷由人物形象的丰富得以呈现一个时代的纵深与壮阔:远洋货轮“蓝影”号事件关联的几代岛民,渔村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以人文精神搞建设和省文联送演出进岛,两岸关系的转变和打通两岸创意文化合作渠道、打造两岸文化交流平台,蔡思蓝、胡老板的回村认捐等等,小说里的每一个人物形象都颇具群像意义,同时在这个意义向度上绵延出强大的感召力,同时昭示出新时代干部应有的工作方法和作风、企业的责任与担当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小说里,援岚干部们反复阅读学习总书记在闽东任地委书记时写的《摆脱贫困》,“行动至上”的思想,科学地强调了改革的历史条件下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凸显了实践的哲学意义。小说以取得攻坚克难的成功为结局,在故事情节和方法论上均与此呼应,援岚干部们以实地考察为出发点,将所遇、所游、所闻、所见、所想,形成细致、全面的报告和方案,同时认真学习中央的相关文件、精神,最终发现并解决了小说里真正的矛盾——“当时出发点是替他们的利益着想,但是却把利益当作他们的愿望了。”

新的文学激活

刘知几《史通·二体》云,“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於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中国古代史书中,编年体以时为主,纪传体以人为主,及至《通鉴纪事本末》出,以事为主的史书体裁开始出现。在历史主义与史传传统的断裂与续接中,陈毅达《海边春秋》以事为主,以人物为关键线索,反映新时代的现实题材,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为岚岛的发展树碑立传。事实上,现实题材的文学书写离不开对真实经验的表达,而任何文学创作也离不开历史意识。

当下的文学样本里,表达的是一种正在发生着的历史和历史观,因此,这种文学书写在自身独特的文学性之外还承担着对时代把脉、捕捉时代现象、倡导时代真实的重责大任,而如何在“文”与“史”、“文”与“实”之间寻求更好的平衡,以此激发当下现实题材创作的文学活力,以文学的内部真实提供外部现实的可能性,将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文学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