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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曼:用优秀历史文化滋养“诗心”

2017-11-7 14:09| 编辑: admin| 查看: 600| 评论: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共十九大代表、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生导师蒙曼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隋唐历史文化研究,本期学术邀请她做专访,结合其学术研究及参加《百家讲坛》《中华诗词大会》等经历,来谈如何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前提下,传承与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唐代文化的“气象”与“风骨”

学术周刊:您长年致力于唐代历史研究,为何独钟情于唐代历史阶段?唐代历史与其他历史阶段相比,有哪些吸引您的特点?对前后历史阶段研究或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研究起着怎样的作用?

蒙曼:我是一名“70后”,是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年少时,看着祖国一天天变得好起来,我的内心突然产生一种懵懂的感觉:我们的祖国在走向一个盛世。于是就想了解中国古代在盛世时是什么样子的,是怎样迈向盛世的。就是这样一个朴素的感觉与想法,让我对盛唐历史有一种研究的冲动与渴望。

唐朝盛世,始终保持有一种开放、宽容的恢弘气度,这一气度表现在丝路的畅通、文化的多元等多个方面。比如文化的多元,唐朝长安城集合了当时亚欧所能见到的全部宗教,不仅有佛教、道教这样大的宗教流派,还有景教、摩尼教等一些小的宗教流派,各种宗教文化相互融合,也体现了唐朝文化的开放与宽容。

唐代研究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我想说,其实唐朝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是作为盛世标杆而存在的。可以说,唐朝前期是魏晋南北朝一切制度文化以及民族融合的总结,比如,从诗歌角度,魏晋南北朝的“四声”“八病”到唐朝形成成熟的格律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传奇;三省六部制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经历了萌芽到完善的过程等等。唐朝后期,也就是“安史之乱”之后,开始由盛而衰,遇到的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到了宋朝才真正得到解决,宋朝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新生”,所以历史上有个说法叫“唐宋变革论”,就是认为唐朝与魏晋南北朝、隋朝等联系更为紧密一些,而与宋朝则在社会治理方式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

学术周刊:研究中国隋唐历史,对当今时代的发展有哪些可供借鉴的地方?这对您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蒙曼:现在我们说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一词说明我们曾经振兴过,有过盛世。中国历史上盛世的典范就是唐朝。无论从社会治理方式、文化生态环境,包括民际关系、官民关系、外交关系等,都可能会为当今时代的复兴之路所研究借鉴。

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样。一说到唐朝,我们经常会说到“盛唐气象”“大唐风骨”。对我个人的影响就是希望能在气象和风骨方面,能够追踪盛唐,不辜负自己所研究的这个时代。所谓“气象”就是一种大气恢弘的感觉,无论处理什么事情都是有一种大眼光、大视野。所谓“风骨”,最重要的就是有骨有肉,能够将一个人的骨气、灵魂与血肉,很好地结合起来。比如,从诗人角度来说,杜甫最能代表唐朝文人悲天悯人的情怀,他的根系能扎到什么深度;李白最能代表唐代文人风流洒脱的气质,他的思想能达到什么高度。一个是深深地扎根于土地,一个是向天空不拔地高耸,这两位诗人所代表的不同的气象与风骨,就建立起大唐的文学体系。这是盛唐气象或大唐风骨的一个很好的特征。

学术周刊:丝路文化在唐代历史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比如有相当数量的唐诗特别是边塞诗,就蕴含着丝路文化。您觉得,这对当代“一带一路”文化建设有怎样的意义?

蒙曼:丝路文化,确实也蕴含在你所说的唐朝诗歌中,其中的边塞诗主要是来描写打仗的场景或思想的,当然还有其他的诗歌。总体看丝绸之路是一条和平、交流的道路。比如张籍的“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就从侧面反映了唐朝丝绸之路上非常喜人的一个景象:随着驼铃走过大沙漠,所驮的白练就运到安西了,丝绸之路上的和平、安宁,特别是经济文化的交流,既包括物质交流也包括精神的交流。边塞诗的内容,反映了当时保障唐朝安全的内容,我想,它是将安全与交流二者融合在一起了,这也是唐朝丝路文化的内蕴之一。

“参与”历史要有据、成理

学术周刊:您曾说过,“读历史就是在读生活,历史仍然需要我们的一种参与感。”为什么?现代人对历史的参与感主要体现在哪儿?有怎样的意义?

蒙曼: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常读常青,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解答,一个人也可以有一个人的解答。今人对历史的参与感,比如可以通过追捧或喜欢历史小说、历史影视剧的方式,来参与到历史的重塑中,来体会自己心目中的历史到底是什么样的。比如我,通过研究唐代历史,就是在思考大唐是怎样兴盛起来的,思考中或解读中不免会有一些错误,但对中华传统文化所持有的这种喜爱与热忱,我觉得是值得肯定与保护的。

最重要的是,读历史奠定了当代人的思想厚度。如果只关注眼前,生活有可能就是一个平面,如同纸张一样薄。一旦把历史追加进去,不仅知道为什么这个人或这个民族现在是什么样,还得以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甚至还可以推测出将来是什么样,以及为什么会那样。对历史的各种解读都是在帮助增加人生的厚度,这应该是人文学科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

学术周刊:历史文化是需要普及的,但又不能庸俗化。可否结合您的实践经验,来谈谈在历史普及化过程中需要把握怎样的尺度?

蒙曼:普及历史文化,需要坚持两个原则:第一言之有据,第二言之成理。所谓言之有据,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切都要有依据,不是凭空猜测。所谓言之成理,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切都是经过逻辑、情感推敲的——符合逻辑推理,就是指,作为一个人就会这样想,而不是其他概念的混搭;符合情感依据,就是指,要符合人性、人情的讲述才是合理的讲述,才是不庸俗的讲述。比如,武则天到底有没有掐死她的小公主,这是一个千古谜团,不管是得出有可能的结论,还是得出无可能的结论,都需要有据成理,需要拿出史料作为依托,需要考虑武则天在当时处境是否要求或催促她这样做,需要思考她个人的性格特征是否允许与支持她这样做……从方方面面的有依据的符合逻辑与情感的推理,所得出的结论,才有可能相对符合历史事实。

学术周刊:您在《百家讲坛》等不同场合讲历史、讲故事,面对的是不同层面的听众,是怎样“众耳难调调众耳”的?

蒙曼:在当年,《百家讲坛》的一位编导曾跟我说过:心里要想着人民。当时还不以为然,但后来越来越感到这句话的正确。只有心里想着受众,想着要了解他们,不要把他们原来不懂的概念解释成他们更加不懂的,而是采用“以熟讲生”的方法,用他们所能接受的语言来告诉受众,这些受众读者才有可能听得明白、听到心里去。所以我在面对不同层面的听众时,心里时时刻刻地,不仅要想自己的业务,还要想着自己业务对象,也就是受众。比如,我曾经在一个电视讲座中说,“王与马,共天下”表明一个权臣可以达到怎样的程度。等我讲完之后,电视编导就问我是什么意思,原来他没听懂,那么我也就知道了作为听众的群众也不懂,后来我再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就直接用故事来进行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