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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跃辉:我所了解的乡土生机勃勃情意绵长

2017-11-7 14:07| 编辑: admin| 查看: 522| 评论: 0

十九岁到上海读大学前,甫跃辉一直生活在云南施甸,在长辈们言说的故事中,他形成了最初的乡土和民间记忆。在这个过程中,他把人与动物结合起来,创作了《动物园》《鱼王》《狐狸序曲》等篇章,反思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关系。来到上海之后,他又创作了“都市题材”的“顾零洲系列”,深切关怀人的种种“艰辛和挣扎”。他将出版的散文集《云边路》则是通过一系列对故乡的回想,让自己重温对世界最初的认知和想象。他说,写作于他永远是美好的,是他理解自我、探寻人心、亲近万物,且与那些恒久之物对话的最佳途径。

甫跃辉,1984年生,复旦大学首届文学写作专业研究生,师从作家王安忆,江苏作协合同制作家,保山学院等院校的客座教授。小说见《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等刊。已出版长篇小说《刻舟记》,小说集《少年游》《动物园》《鱼王》《散佚的族谱》《每一间房舍都是一座烛台》《安娜的火车》,即将出版短篇小说集《这大地熄灭了》。先后获《上海文学》新人奖、郁达夫小说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创作奖、十月文学奖、高黎贡文学奖等。少量作品被翻译成英语、俄语等。

□本期对谈嘉宾 甫跃辉

青年报特约对谈人 金理

1 我所了解的乡土和民间,是生机勃勃、光怪陆离、情意绵长的,并不像许多和乡土有关的文字所描述的那般粗陋。

金理:你的作品从主题来说,主要是农村和都市生活两类,基本上与你个人的生活经历相吻合。我们先谈谈前者,乡土、民间传统,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甫跃辉:十九岁到上海读大学前,我一直生活在施甸——云南保山市的一个县。外面知道施甸的人不多,跟人介绍时,我常常得说,是在腾冲旁边,或者干脆说,离缅甸很近了。这么一说,别人不管是不是真知道了,总会哦一声。保山比三个上海还要大些,施甸则差不多有三分之一个上海大。施甸绝大部分是山区,坝子(也就是平地)在全县面积中占比非常小。我老家那个村叫做汉村,刚好在坝子和东山的交界处。我小时候,村里大部分人家是紧挨着大山或者干脆建在半山上的,这些年他们渐渐往平地里搬了。现在,我们村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破旧不堪人口凋零,相反,一家比着一家,都在盖新房。到外面去打工,也不过是权宜之计,一旦攒够钱,就回家盖房。

几年前,我家也盖了新房——钢筋混泥土的三层小楼。房子怎么盖,是我爸构想的,也是他具体施工的。我爸是木匠,能建房装修,雕花刻草;他还兼了石匠、泥水匠的活儿。我们那边农村盖的新房,差不多是一样的,土洋结合,城乡混搭,我家的也不例外。有些不同的是,我家二楼顶上修了一个鱼池,鱼池上面,盖了个亭子。

那亭子我爸盖了很久,在此之前,他可没盖过亭子。听说,他盖我们家这亭子前,到过好几个地方看亭子。小时候,听我爸讲他怎么开始做木匠的,也是这个样子。说是某地邮局要盖房子,我爸听说了,自告奋勇说他会盖,就把那活包下了。可我爸哪儿会啊。他就到别的邮局去,盯着人家的房子上上下下看,后来硬是把那邮局的房子盖好了。当然,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儿了,现在估计没有哪家邮局的心那么大。

我从小听爸妈讲他们过去的经历。我爸还讲过,他怎么找人学的木匠手艺,怎么做的木匠队里的头儿,怎么走南闯北。记得有一次,他看完几本书,给我们一连讲了几个晚上。好多年后,我才知道他讲的是《隋唐演义》。我妈也会和我们讲故事,讲她外出做活时去了哪座山,做了什么事,讲得很有画面感。我妈讲这些事儿时,用的还是直接引语,该谁说话了,她就学着那人的声说上一遍。这是我后来写小说了才意识到的。

奶奶也喜欢给我讲故事。我小时候有好几年和我奶奶住一屋,后来不和她住一屋了,也仍然经常和她一起出门,要么到田地里去,要么到山林里去。白天夜里,奶奶总有很多故事要讲。那些故事是一个系列一个系列的,里面有不少鲜活的人物,又大多是古代的。这么多年了,我仍然不知道奶奶那些故事是什么来历。奶奶也会讲当下的故事,要么是神神鬼鬼的,要么是关于豺狗、豹子、大蛇的。奶奶确实相信鬼神吧?过年过节,她总要到寺庙里烧香磕头。她是赤脚医生,给人治病时,还常常念叨我听不懂的咒语。

奶奶和父母的讲述也好,现实的乡村生活也好,都在一砖一瓦地建构起属于我的“乡土、民间传统”。这样一个传统,于我来说,是所有记忆的根本,是我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底色。回想起来,童年岁月里,我所了解的乡土和民间,真是生机勃勃、光怪陆离、情意绵长的,并不像许多和乡土有关的文字所描述的那般粗陋。

金理:去过你的家乡,感觉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如果以上海为坐标,那么你的家乡自然是与“中心”相隔离、相对立的“边地”,但是有一次喝酒时听你讲故事,你从家乡很方便地就跨越国界去了缅甸,这似乎又意味着一种“跨界”的便利与灵活。这两层意思结合起来,好像非常有“文学性”。

甫跃辉:很小的时候,我以为我们那儿是很中心的。那时刚知道首都北京,我就以为施甸是和首都北京在一起的,所以看天气预报就看北京的。后来,才知道相去何止千里。再后来,我知道施甸已经到国界边了,离缅甸很近了。我们县呢,有点儿尴尬的,又算不上边疆县,因为没有直接跟缅甸接壤,我们边上的腾冲才算边疆县。这个说起来,我们似乎是很吃亏的,施甸的教育本就不如腾冲,但高考时候,施甸的学生没加分,腾冲的学生却有。

施甸离缅甸不远,要过去不算难。不过,说起来总是显得更容易一些,而且,讲的人和听的人都容易把事情理解得很戏剧化。从我老家到缅甸,也没说起来听起来那么简单的。你到过施甸,知道那边的路有多险。2009年夏天,我到中缅边界去找堂哥,那路就更加险了。中间有很长一段要靠怒江行驶,我盯着悬崖下湍急浑浊的怒江,想着,说不定待会儿客车就翻进江里去了,我这条小命就那么咕咚一声没了。

堂哥住在南伞县城,县城紧挨着国门。站在中国这边,对面的建筑和人都看得清楚。很不巧的,掸邦地区打起来了。我们原本以为打不起来,后来是真的打起来了,很多难民涌过来。我们听得到对面的枪声炮声,但一点儿不紧张,仍然在县城里到处闲逛,玉石店等等照样营业——虽然似乎没多少客人。

我们有时也到山里去。小时候,听我爸讲起缅甸,还记得他说,路边看得到罂粟花。但我去的那年,已经看不到了,看到的是漫山遍野的玉米和菠萝。大太阳底下,我在菠萝地里吃那种直接黄熟在地里的菠萝。我拿一把镰刀,刷刷削去厚厚的皮,抓着汁水淋漓的菠萝啃,一连啃了四个还是五个。菠萝被太阳晒得滚烫,吃进嘴里,甜得要命。

时间一天天推移,事情越来越超出想象……有时我会胡思乱想,会不会砰一声,给一颗流弹击中。如今回想起来,那些天的经历,放在我的整个生活里,都是非常非常特别的。我一直想以此为蓝本写个小说,人物、情节等,很多现成的材料可以拿来用,若非亲身经历,这些东西实在想不出来。我和好几个朋友讲过这事儿,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没动手写,以后一定要写!

也是在那时候,我意识到我们那儿对周边的影响,比如掸邦地区老街那边,可以用人民币,可以用中国移动的信号,说的是云南方言。但对于整个中国来说,我们那儿,又实在是算得边地了。这两者的矛盾,让我对所谓的“中心”存着警惕,对所谓的“边地”保有敬畏。

2 不管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许多人的生活都充满“艰辛和挣扎”。我更关心这个痛苦,而不是制造痛苦的匕首或菜刀。

金理:王宏图老师曾建议你写“沪漂”,你确实有不少作品写到孤身漂泊到大都市的青年人,由此赢得“郁达夫转世灵童”的美誉。但是与一般此类题材不同,你好像不太在生活实相的层面上去展示都市生活的艰辛和挣扎,你喜欢安放到内心、精神的层面来表现承受的压力。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甫跃辉:“郁达夫转世灵童”,这当然只是敬泽老师的一句玩笑话,是他对后辈的鼓励,我很感激他。他是在郁达夫奖评审会上说这话的,我听程永新老师给我讲的这事。刚好当时《动物园》快出版了,我就发短信问他,能不能帮这书写个序,他很爽快地答应了。那时候,我还没见过他呢。他在序言里,又把这话说了一遍,导致不少朋友知道,都拿来开玩笑。

不管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许多人的生活都充满“艰辛和挣扎”。具体到“实相层面”是很琐细的,在城市里,可能是租房买房结婚学费等。我自己对这些有着切身的感受,但我确实更在意这些生活对人“内心、精神的层面”会带来什么影响。同样是“艰辛和挣扎”,在乡村和在城市对人会有什么不同?打个比方,用匕首戳一刀和用菜刀砍一刀,是不是带来的痛苦就会不同?我更关心这个痛苦,而不是那匕首或菜刀。

进一步说,当下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会不会巨大到足以改变中国人的内心或者性格?如果有改变,这些改变是什么?这些改变最终会将“人”带到哪儿?我不明白。上海是中国城市中极为典型的,宏图老师所说的“沪漂”书写,确实会有独特的意义。我也想多写一些这方面的作品。

金理:在农村和都市这两类题材间,你的若干创作特征都有延续性,比如说你非常着迷于人和动物的关系。从你的小说集名字也可以看出来,比如《动物园》《鱼王》《狐狸序曲》。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想法?

甫跃辉:我一直不大想按照题材讨论作品,但现在大家好像挺喜欢这么干,权且为了言说方便吧。你说到我小说写作中的“延续性”,你这么一说,我再一想,好像确实是这样。就说“人和动物的关系”吧,最初我是完全没有意识到的,后来好像也是你说的,说我的很多小说题目都是和动物相关的。我回头一看,真是这样。其实写那些小说的时候,我并没有考虑过延续性的问题,但写“都市题材”时的“顾零洲系列”,我是考虑过的。

和动物相关的小说,你提到的那三本集子中,《动物园》里有《动物园》《红鲤》;《鱼王》则整本书都和动物相关,《鱼王》《鹰王》和《豺》三个中篇,分别写的是水里、天空和地上的三种动物;《狐狸序曲》是台湾人间出版社出的集子,收入了《饲鼠》《巨象》《红马》等;除开这些,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少年游》里还有一篇《雀跃》;离现在最近的一本《安娜的火车》里还有《鬼雀》;即将出版的短篇集《这大地熄灭了》里有《大蛇》。此外,还有些暂时没收进集子的篇目。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也不是很明白,似乎完全是无意识的。勉强解释,或许因为我小时候和动物接触比较多吧。单说我养过的动物,就有兔子、蜗牛、栗苇鳽(方言里叫“老黄pia”)、秧鸡、老鼠、盲蛇、蚯蚓、鱼、蚱蜢、蝴蝶、金龟子等等。养得最多的是兔子(上百只)和老鼠(估计总共得有几十只)。见到的动物就更多了,地上牛马狗,天上小鹞鹰。

不管写多少动物,说到底写的还是人。人把自己当成世界万物的“中心”,我们写小说的,自然也只会把人当做叙述的中心。“生而为人,我很抱歉。”用在这儿大概也是不错的。

金理:有一部分创作,与你的个人经历离得较远,但是从艺术性上来说更为精粹。比如《骤风》。能不能谈谈这些作品的创作缘起?

甫跃辉:《骤风》写作的源起是我和朋友聊天,忘了聊到什么,我忽然说想写个小说,挂了电话,关了手机,三个小时写完了这个六千来字的短篇。那真是骤风般的写作速度,在我的写作生涯中属于特例。去年初,我写一个四千多字的短篇《午夜病人》,足足耗时四个月,那也是个特例。可见,《骤风》的写作源起,也是来自现实的触动的,只是说,这故事似乎离我很远。类似的还有《惊雷》《红鲤》《冬将至》等篇,有的源自我做的一个梦,有的源自偶然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但说到底,它们终究是和我有关的,是我内心里不可割舍的一部分——虽然看上去可能未必和我的经历有关。

金理:《三千夜》其实是一部很特殊的作品,很可惜关注的人不多。在这个创作过程中你做了大量材料准备,还赴实地考察。这是一次尤为特别的创作经历。能不能谈谈?

甫跃辉:《三千夜》这部话剧对我来说,确实非常特殊。对别人来说,可能未必谈得上多么特殊。从体裁上来说,《三千夜》是话剧。我从没写过话剧,虽然读过一些,本科毕业时还演过中文系的毕业大戏《六月的离别》。之所以要写这个作品,首先是因为复旦110周年校庆,校团委委托我的本科辅导员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写个与复旦西迁重庆那段历史相关的话剧,我当时是拒绝的,我说我既没写过话剧,也对那段历史缺乏了解。但辅导员没放弃,说是要我再考虑考虑。后来我找了一些资料来看,越看越觉得那段历史的独特,就答应写了。接着,是专门到重庆去看复旦在北碚办学遗留下来的校舍,还看了孙寒冰先生的墓,然后呢,自然是查阅更多的资料。那段历史在我头脑中一点儿一点儿成形,孙寒冰(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吴南轩(复旦校长)等复旦人,端木蕻良、曹禺等当时在复旦任教的文化名人,以及曾在复旦校舍暂住的萧红,都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后来把他们全写进去了。

我和刘醒龙老师聊到这个作品,他说可以拿到他主持的《芳草》杂志发表,后来发在2016年第一期《芳草》杂志的“新才子书”栏目。若非如此,还不知道这剧本能发哪儿呢。

这个剧本,百分之八十左右的情节是有真实事件作为蓝本的,写作时有一种把历史贯通了的快感。遗憾的是,这个作品写得一般吧,至少和我想象中的有很大差距。不过,这样的写作,于我来说是挺有价值的,它对我的写作视野有相当大的拓展,对我计划中要写的历史小说也是一次不错的练习——至于有没有人关注,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也不是我写作时应该考虑的。顺其自然吧,每个作品都有自己的命运。

金理:在我的理解中,你属于比较“自我”的作家。你大概不太会去考虑今天的时代特征和阅读环境,比如说,今天的文学青年很可能是在上下班途中、在地铁车厢内、通过手机来阅读小说。对此,创作者是不是需要作出一些选择性的迁就?

甫跃辉:不是我“自我”,是我笨。写作上,不是我想迁就就能迁就的,每个人的写作都是有限的,不是别人需要什么就能写什么。再说,我也不知道我的读者在哪儿,很有可能我根本就没什么读者,那让我迁就谁去?我就努力去完成我想要完成的那个命定的作品,结局如何,就不去考虑了。

3 我制定了“十二年大计”,写作于我来说永远是美好的事,是我与那些恒久之物对话的最佳途径。

金理:我感觉2011年、2012年前后,你的创作有一个高峰,近几年创作速度和产量有所降低。这是刻意为之吗?

甫跃辉:你所说的那两年,我确实发表作品多一些吧,这跟之前积压了不少稿件有关。后来发表容易了,稿件没什么积压了,都是写一篇发一篇,自然显得发表的少了。

我的写作速度一直不稳定,忽而快忽而慢,平均下来,这两年确实是越来越慢了。这种慢并非刻意为之,是一个自然的状态吧。2006年,我开始写小说,那时候住在复旦南区宿舍。我写完的第一部小说,并非后来发表的中短篇,而是一个从未发表的长篇。那时候,我一面每天去上课,一面下课后立即回到宿舍开始写。写到最后一天,我连续写了大概二十多个小时,台式机的键盘上有个蓝色的闪光点,写到后来,我看右手指,也是蓝色的,视线已经模糊,没法把那个光点和手指分开了。写完一算,花了整整五十天,五十天写出个三十万字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那当然是非常非常差劲的,但至少让我知道,我是可以这么一直坐着写出个东西来的,而且,这次写作还给了我一个副产品:让我不知不觉间学会了盲打。

那之后,我才开始写中短篇。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想到一个什么特别想写的东西,半夜躺床上了,我也会跳起来,打开电脑开始写。那时也写得快,一个万字左右的短篇,一般也就三天。记得写作中篇小说《收获日》时,当时也没备份的意识,写到两万多字,电脑坏了,我扛上主机到国定路邯郸路交叉口那儿的电脑城修,电脑是修好了,数据却没法恢复了,我只能自认倒霉,重新来过。那种不断去回忆曾经怎么写的感觉,真是太痛苦了。后来,这小说写完了,将近六万字,收在《散佚的族谱》里。发表呢,正在你说的2011年第六期的《江南》杂志上。事实上,这小说初稿完成于2006年9月。

现在我半夜要是想到个什么特别想写的东西,一般是不会跳起来开始写了。我只会躺着想,想这东西还可以怎样往前发展,怎样完善一下。又或者想,这东西是不是真的那么有意思。很多时候,想着想着,我就觉得没意思了,就不写了。这个状态有好有坏吧。好处是我有可能写出一些真正独特的有价值的东西,坏处是过于犹豫,过于谨慎,那种激情四射的东西可能就给错失了。

我最近开始写一系列关于施甸的散文,倒是写得不算慢,也给我相当大的创作的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