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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诗学:从论争走向对话

2017-11-2 16:34| 编辑: admin| 查看: 687| 评论: 0

清代叶燮的《原诗》曾经以树木生长为喻,形象而生动地描绘了中国古诗自《诗经》以来三千年的发展历程。他认为,如果将中国古诗视为一棵参天大树的话,那么,“三百篇则其根,苏李诗则其萌芽由蘖,建安诗则生长至于拱把,六朝诗则有枝叶,唐诗则枝叶垂荫,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自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而谢、花谢而复开”。

旗帜鲜明 矫枉过正

元代以及明前期的文坛上,理学话语占据了主流,诗学问题尚未受到普遍关注。台阁与山林之争作为当时人们谈论较多的一个诗学话题,散发着浓浓的理学气息。台阁体诗歌作为儒家雅正文学观念的体现而倍受推崇,山林诗则受到严厉抨击。唐宋诗之争作为南宋延续下来的诗学话题,也没有产生多少新意,唐诗对宋诗一直占有压倒性的优势。这一时期的诗话,侧重于对诗学常识的总结和普及,也较少批评和论争色彩。

上述情形,在明代中期发生了显著变化。李东阳作为台阁重臣,从调和台阁与山林之争入手,使诗学挣脱理学的束缚,拥有了一片独立的天空。他在《怀麓堂诗话》中,对一些诗坛不良现象进行了批判,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诗学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前七子将唐宋诗之争演绎到极致,高高举起文学复古的大旗,真正揭开了明代诗学论争的序幕。

郭绍虞总结明代文学批评的特征,认为“偏胜,走极端,自以为是,不容异己。因此,盲从、无思想、随声附和、空疏不学,也成为必然的结果”。他的这段话,带有一些印象主义批评的色彩,但也确实尖锐地指出了明代诗学的症结所在。论争是明代诗学的一大特色。特别是明代中后期,当时诗坛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前后七子、公安三袁、竟陵派的钟惺和谭元春等,其创作成就未必能够显著超越同时代的其他优秀作家。他们之所以被尊奉为诗坛的领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旗帜鲜明而又不无偏激的诗学主张。偏激的原因有很多,或者是出于影响的焦虑,或者是出于矫枉必须过正的理念。

各执一端 壁垒分明

对明代的诗学论争,不能一味地统而论之,而应区别看待。明代的诗学,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阵营:一是复古派,二是性灵派。每一阵营当中,又有两类人物:激进派和修正派。例如,前后七子是复古阵营当中的激进派,其中尤以李梦阳、李攀龙这“二李”最为激进。介于前后七子之间的六朝诗派、初唐诗派、唐宋文派等,均可视为复古阵营中的修正派。公安派也欲对复古派进行修正,但它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成为性灵阵营中的激进派,其中犹以袁宏道最为激进。竟陵派则是性灵阵营中的修正派。

前后七子、袁宏道等人大多出身于青年进士阶层,难免会有些心高气傲,年轻气盛。特别是当他们在仕途上受到挫折时,便会更加致力于文学,以此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积累,某些早期的激进主义者也会通过自我反思,修正自己诗学观念的偏颇之处。

例如,钱谦益曾经提出王世贞“晚年定论说”,认为王世贞晚年思想较早期有了很大转变。这一转变,在王世贞的弟弟王世懋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王世懋的诗话著作《艺圃撷余》,较之其兄的《艺苑卮言》,持论更加客观。王世懋的思想,也反映出其兄诗学思想的转变。

类似的情形,也曾经发生在袁宏道、袁中道兄弟身上。袁宏道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在而不诗哉。不肖恶之深,所以立言亦自有矫枉之过。”(《与张幼于》)类似的言论,在中郎诗文中还有不少。可见,他对自己的矫枉过正之论,是有清醒认识的。在诗歌创作方面,袁宏道也试图向古人学习,可惜他中年去世,志有未酬。袁中道为其兄全集作序时,一方面肯定中郎矫枉之功,同时也强调后人不应“毛举先生少年时二三游戏之语,执为定案”(《中郎先生全集序》)。

明代诗学论争本身,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总结、反思,从论争走向对话的过程。只是,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波三折。最终,理性的声音还是被“诗必汉魏盛唐”、“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等口号和一片标榜、攻击之声淹没掉了。庆幸的是,诗学的钟摆,也在从复古到性灵这两个极致之间的摇摆中,打破了以往沉闷的局面,增添了新的活力。

全面总结 尊重对话

明末清初,钱谦益在友人程嘉燧的协助下编纂《列朝诗集》,对明代诗学论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钱氏虽有才学,但是他在《列朝诗集》中掺杂了太多感情色彩。例如,出于与钟惺的私人恩怨,钱氏痛诋竟陵派,导致竟陵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声名扫地,从而为明代诗学论争又添上了凌厉的最后一笔。

朱彝尊不满于《列朝诗集》的“巧肆讥弹”,自编《明诗综》,在每位作家小传之后,首先列举众家评语,然后附上表达个人见解的《静志居诗话》。这一体例安排,体现了一种对话意识。

论争与对话,是两种不同的批评方式。论争是要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对方。对话则是在表达自己观点立场的同时,也能够虚心听取他人的意见。论争往往是意气之争,最终沦为独白。只有走向对话,才能真正促进理论的繁荣。

清人对明人的门户之见每多非议,并引以为戒。如袁枚云:“前明门户之习,不止朝廷也,于诗亦然。当其盛时,高、杨、张、徐,各自成家,毫无门户。一传而为七子;再传而为钟、谭,为公安;又再传而为虞山:率皆攻排诋呵,自树一帜,殊可笑也。凡人各有得力处,各有乖谬处;总要平心静气,存其是而去其非。”(《随园诗话》卷一)

重视读书,重视学问,是清人对话理念的又一体现。清人这方面的言论比比皆是,如黄宗羲云:“多读书,则诗不期工而自工。”(《诗历题辞》)朱彝尊云:“天下岂有舍学言诗之理。”(《楝亭诗序》)王士禛云:“为诗须博取群书,如十三经、廿一史,次及唐宋小说,皆不可不看。”(《燃灯记闻》)就连性灵诗学的倡导者袁枚也不废读书,主张“求诗于书中,得诗于书外”(《随园诗话》卷三)。

与明代诗学相比,清代的诗学园地呈现出一派更加繁荣的景象,不仅结出了叶燮《原诗》这样的诗学硕果,还有神韵、格调、性灵、肌理诸说,如百花齐放,争奇斗妍,实现了创作与理论的双丰收。如果我们将王士禛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与明代前后七子的格调论相比较,将袁枚的性灵说与明代公安、竟陵两派的诗学相比较,就会感到明人的偏狭之处。这既与时代先后有关,也与诗学态度有关。清诗的繁荣,建立在对中国古典诗学全面总结的基础之上,同时也离不开对明代诗学论争的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