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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诗之本 诗是人之光

2017-10-30 15:56| 编辑: admin| 查看: 693| 评论: 0

  “笑问兰花何处生,兰花生处路难行。争朝襟发抽花朵,泥手赠来别有情。”这首绝句的作者,是20世纪早期著名的湖畔诗人应修人。他的新诗《妹妹你是水》《小小儿的请求》等流布颇广。他的旧体诗词的光芒,往往为他的新诗成就所遮蔽。

  像应修人这样的旧体诗词作者,在20世纪灿如繁星。不少写新诗名世的诗人,也都有一些优秀的鲜为人知的旧体诗词作品。只是因为他们新诗方面的盛名,这些旧体诗被掩盖了。比如徐志摩这首《清明雨中》:“檐溜潺潺插柳斜,异乡佳节不须夸。暂时为客还非客,此日离家总忆家。听雨有愁宜中酒,寻春无梦到看花。隔墙薄暮新烟起,暗减心情负岁华。”诗中描写了杭州清明雨中的感悟,表达了思乡和少年特有的一种透明的怅惘。语浅情长,辞美味醇。再比如闻一多这首《废旧诗六年矣,复理铅椠,纪以绝句》:“六载观摩傍九夷,吟成[鸟]舌总猜疑。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其中的“勒马回缰作旧诗”,成为一个颇富象征意义的时代意象,令人品味再三。

  这些诗词作者数量纷繁,面目各异。他们写作旧体诗大都不是为了发表,不是端着诗人的架子作抒情状,而是随感而发,触景生情,随意挥洒,所以更加接近生命的本色,更加容易保留岁月和历史的原生态样貌,更能折射这一特定时期的诗人心态和社会细节。这些作品有诗的魅力,同时也有史的质素。

  梁启超先生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说:“胸中万千块垒突兀起,斗酒倾尽荡气回中肠……太平洋,太平洋,君之面兮锦绣壤,君之背兮修罗场……”清末民初正是所谓3000年未有之大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诗词的多元流变和多元生态,折射出了这个时代变革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接踵而来的20世纪诸多历史事件,恰好为这些悲剧、喜剧、壮剧、惨剧做了详细的注脚,一个个社会大事件给诗词作者带来各种各样的心理冲击,也为形形色色的作者搭建了新鲜的性灵舞台。他们的诗词作品是时代变迁的活的精神标本,寻找他们失踪了的轨迹和光芒,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一段段时间的背影和风雨的痕迹。

  我对20世纪诗词的关注,先是源于上世纪80年代对郁达夫诗词的喜爱,而后则是因为对大学里的老师许桂良、顾之京夫妇的父亲顾随先生的敬重。我还记得在大学图书馆里借到郁达夫诗词选之后的惊喜——“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等等诗句,就像楔子一样直接楔在我的心上。之所以用到“惊喜”这个词,是因为此前我竟然没有注意到过,在我的阅读视野之外,还有这样一种又新又旧、新旧难分、魅力无穷的文学存在。

  五四以来,新诗虽然在主流文学界有了重要的地位,但其自身的某些缺陷所招致的争议也是一路相伴而来。鲁迅在1934年致窦隐夫的信中就曾说过:“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此后至今已经整整80年了,尽管旧诗仍然没有从人们的脑子里被“挤出”,但旧诗被主流文学界所忽视甚至说歧视,也仍然是客观的文学现实——除了引起广泛聚焦的少数领袖和社会名人的作品之外,很少有研究者关注20世纪旧体诗词的整体创作成绩。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也是和20世纪旧体诗词的创作水平和美学影响不相称的。

  诗歌与时代有着天然的联系,事实上从20世纪诗词中我们能够真切地接收到时代前进的神秘跫音。请来看袁克文的“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这两句表面是写游颐和园的感受,抒发了淡泊功名、不贪恋权势的明智的人生态度,实则曲折表达了对父亲袁世凯的劝谏和讽喻。再请看张恨水写南京大屠杀的这两句:“城里遗民三十万,可能一哭似予无?”其笔调沉郁苍凉,凄清苦涩,读来如在昨天,让人怦然心动。还请看张大千写乡愁的这两句:“半世江南图画里,而今能画不能归!”因为战乱阻隔,作者漂泊海外,不能归国,画梅杏而思江南,感叹只能画却归不得。词调明丽,而心境悲凉。下面再来看看沈祖棻笔下的春愁:“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絮独登楼。有斜阳处有春愁。”这句“有斜阳处有春愁”使沈祖棻赢得“沈斜阳”的别号。这首词写于1932年,表现的即是踏青引发的春愁,实际还有隐含了“九一八”事变后国人对山河破碎的家国之忧,已经远甚于一己幽怨了。

  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也能在旧体诗词中辨认出清晰的雪泥鸿爪。罗元贞说:“老去孤怀天不问,生来野性自难驯。”冒效鲁说:“说法能为狮象吼,违时休作鸟虫吟。”张伯驹在这首《浣溪沙》中说:“病酒愿为千日醉,看花误惹一身香,老年狂似少年狂。”林散之则在这首《七零年八月初三夜》中说:“江上青留点点山,别来无恙在人间。”一句“别来无恙在人间”,依稀让我们感受到平静水波之下的内心涡旋。

  聂绀弩的《惊闻海燕之变后又赠》是一首特殊年代的奇异的爱情诗:“愿君越老越年轻,路越崎岖越坦平。膝下全虚空母爱,心中不痛岂人情。方今世面多风雨,何止一家损罐瓶?稀古妪翁相慰乐,非鳏非寡且偕行。”作者服刑后获释,却惊闻爱女海燕早已自杀,随后写了这首七律送给老伴。全诗泪中含笑,笑中含泪。写的是家事,而从“方今世面多风雨,何止一家损罐瓶”这样的诗句,又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悲剧性的记忆。全诗单挑出一句来很平常,但组合到一起,却成为一个强大的气场,有震撼人心的千钧之力。

  以上例举,仅仅沧海一粟。实际上,20世纪有不少非常优秀的诗词佳作,但大多在读者中并没有达到耳熟能详、广为流传的程度。因为对其缺少文本意义上的理论研究和有效的媒介传播,致使这些诗词作品在公众视野中处于一个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我理解的诗歌写作是一种艰苦的人生体验,需要最大限度地逼近人生,最深程度地体验人生。20世纪诗词决不仅仅是词藻层面的、技术层面的,而更是生活化的、开拓型的、建设性的。20世纪诗词作者中的很多人,公众并不一定把他们当作诗人来看。但是他们自己对诗人的身份却似乎看的十分重要。比如据周晓川先生回忆,词学家夏承焘先生临终之时,嘱咐身边亲故:“我过老时你们不要哭,在耳边哼这首词就可以了。”意思是说不要哭哭啼啼,只要吟诵他写的《浪淘沙·过七里泷》就可以了:“万象挂空明,短篷摇梦过江城。可惜层楼无铁笛,负我诗成……”这首词作于1927年,写夜过富春江七里泷的感受,月下泛舟,秋光奇绝,仿佛徐徐展开一幅淡雅的山水画,深入浅出,余韵悠悠。

  罗瘿公先生告诉程砚秋,死后墓碑只写“诗人罗瘿公之墓”七字。钟敬文先生也有类似的遗言。书画名家林散之先生自题的墓志铭上,也只有几个字:诗人林散之墓。罗先生的书法润格很高,钟先生在民间文学界是权威,林先生的诗名也并不及他的书画名之盛,他们回首平生,为什么只提自己的诗歌呢?倘若这些传说无误的话,我相信罗、钟、林诸先生肯定是把“诗人”这两个字看作了美好人生的象征。不凡的人生旅程,自然是有着多彩多姿的各种内容,而他们自己则以一言以蔽之,曰:“诗人。”人是诗之本,诗是人之光。“诗人”是个美好的称号。其美在诗,其美更在人。

  旧体诗词从复苏走向复兴,从复兴走向振兴,是21世纪令人欣喜的文学新潮。旧体诗词简练、凝重、典雅,把汉语的声韵美、形式美推向了极致,是汉语言中最美丽的艺术花朵。文脉绵长,福泽深远,既是民族智慧的美好载体,又是文明传承的优秀媒介。诗词写作的重现或曰回归,并不是对既往新诗写作的简单否定,而是有益的调节和科学的补充。诗词新潮早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文体回归话题,而更具有了一种别具风姿的传统文化的象征意义。回眸20世纪的旧体诗词,研究20世纪的诗词演变和美学嬗变,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历史细节和生活原态,可以呈现当时的社会心理与精神生态的真实状况,可以为21世纪的诗歌发展提供有益的艺术借鉴和历史经验。美国评论家丹尼尔·霍夫曼在《美国当代诗歌史》中说:“诗歌,是一个民族的感情气候。”是的,20世纪的旧体诗词,所呈现和记录的正是这100年来我们民族的感情气候。其中有晴空万里,有艳阳高照,有雾霾交加,有风雨雷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