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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少华:跟村上捆了二十年,最近译渡边淳一了

2017-6-22 15:22| 编辑: admin| 查看: 976| 评论: 0

著名翻译家林少华最近刚完成渡边淳一《失乐园》的翻译,马上也要接手新的翻译项目。而他为他赢得最广泛知名度的村上春树作品的翻译,却已经十年没有系统进行。除了翻译家、日本文学研究者之外,林少华也在不同媒体上发表各类文体的作品,内容涉及随感、翻译、读书心得等等。近日,他的最新文集《小孤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6月17日下午,林少华做客上海书城,参加全国新书发布厅第67期活动,与读者共同分享他二三十年来的翻译、治学和读书体会。澎湃新闻记者借此机会对林少华进行了专访。

【对话】

澎湃新闻:你在书中说自己是翻译村上春树作品的不二人选,为什么?

林少华:搞翻译的人总是自我感觉良好,总以为自己最适合,自己翻译的天下第一。否则翻译这个事儿,无以为之。

说到我为什么尤其适合翻译村上。毕竟翻译家也好,作家也好,都有他的局限性。对我来说,和村上、夏目漱石这样的文笔、情绪、感受性、价值观上不谋而合。尤其和村上,他那种简洁明快 、富有幽默意味、绵长韵味的文体,碰巧适合我。茫茫人世,芸芸众生,一个作者和一个译者相遇,恰好合适,这种几率其实不多。我也别无他能,雕虫小技,正好这点雕虫小技发挥得不错。这对于我是一种幸运,对读者也是一种幸运,对文学事业也是一种幸运。这是我真实的感受,人家误解也好,那只能随人家去了。谦虚那个玩意儿也没啥意思,你们采访我,我尽谦虚,尽说假的,狂妄一点总比虚伪一点好吧。

澎湃新闻:你在书里说,文学翻译必须是文学——翻译文学,还有你写道,文学翻译就已经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怎么理解?

林少华:这是北师大比较文学的王向远教授说的,外国文学和翻译文学不是一回事。你用日语读村上,读的是外国文学。如果用林少华的中文译本读村上,那读的是翻译文学。而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特殊的组成部分。你翻开一本中国文学史的书,总是有一章,翻译文学。说得半开玩笑一点,我就算把村上翻译出一朵花来,我也不可能进入日本文学史册。我只能在中国文学史上战战兢兢,找自己一小字号出现的名字。我去现代文学馆,看到傅雷、王道乾、查良铮的译稿保存在中国文学馆,不是以作家身份,而是以翻译家身份。即使在这个意义上,翻译文学也属于中国文学。

也就是说,用中文读的村上,不是外国文学语境中的村上。要想通过翻译追求百分之百、原装进口的村上春树,客观上那是不可能的。翻译是一个无限性向原作逼近的过程,永远在路上。有人不大理解,想获得百分百的翻译,心情可以理解,作为译者也一直有这样的追求,这就是翻译的悖论和宿命,也是有趣有价值的地方。

《小孤独》

澎湃新闻:好的文学翻译是不是也在拓宽汉语的边界,扩充汉语的承受力?

林少华:五四以来,文白转变。尤其在汉文学语言,文体,翻译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小说家可以说车载斗量,但文体自成一体的,或者说文体家,屈指可数。1949年之前,鲁迅是公认的文体家。此外,就是沈从文、梁实秋、林语堂、钱锺书。这些人除了沈从文,都精通外语,有的甚至是外语专业的。

懂外语的人从事创作,就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身临其境。精通一门外语,就比别人多了一个世界。你懂外语的话,风的气息,阳光的味道,泥土的味道,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这样就会产生一种新的文体,新的语言风格出来。

尤其现在翻译和创作分开了,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像梁实秋这样集作家、学者和翻译家于一身的人物很少,几乎找不到。翻译文体既有别于外语,也有别于本国语言,介于异域和本土之间的杂交语言,我认为翻译处于生熟之间,太生了,翻译太向对方语言接近,吃饭难以下咽。太熟了,也不一定好吃。所以翻译总是在生熟之间,外国异质性和本土熟悉性之间保持一种恰到好处的张力,打个比喻,就是恰到好处的二米饭。

新的翻译文体为汉文学语言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新的审美倾向、取向由此产生。翻译的贡献,一般人就以为无非是拿来主义,完全是一种误解。

澎湃新闻:你刚到提到文体家,你没有提到张爱玲。

林少华:如果再加一位的话,木心也应该加进去。张爱玲红之前,我没有注意。注意到了之后,我也推崇。尤其现在读了木心之后,我甚至觉得,我曾经和这样一个人物很长时间生活在同一时空之下,真是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读了木心之后,自己什么都算不上了。课也不敢讲了,文章也不敢写了。像莫言说的,他是一座冰峰,尽可能不要和人家套近乎,拉开点距离,另外立个山头吧。

澎湃新闻:你在书里写到村上的比喻能力,他可以把看似没有任何关联的两个东西联系在一起,而且他非常擅长构造很虚的喻体。在你的日本文学阅读视野里,这样的比喻能力是不是独一无二的?

林少华:完全独一无二很难断定,但至少村上表现得很典型突出。总的来说,日本作家是比较老实的。比如他们就不大欣赏李白,比较喜欢白居易、杜甫。白居易比较老实,杜甫呢,中规中矩,讲究游戏规则。李白呢,是个天才,来无影去无踪,把日本人看晕了。李白写“燕山雪花大如席”,雪花怎么会大如席呢?日本席子就是榻榻米了,这太夸张了吧。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很正常,无非就是夸张比喻手法,日本人就觉得莫名其妙。“白发三千丈”,不好接受。“飞流直下三千尺”,他们也得琢磨琢磨。所以日本人接受不了李白,日本的人侧重于日常性感受,对具体的细小的东西从审美角度捕捉得更敏锐。

日本作家比较老实,中规中矩。村上就属于不中规中矩的,有点接近李白。你比如他形容宾馆,就会写“可怜的宾馆,可怜得就像被十二月打冷雨淋湿的三条腿的狗。”一般人就会想宾馆和三条腿的狗能有什么联系呢?他受西方影响。修辞有这种,日本本土缺乏这种资源。村上,平均线上的日本人。这也是他能在世界各地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像川端康成,一开头就是艺妓、和服、富士山、樱花、清酒,絮絮叨叨个没完没了。我翻译的时候也很烦,挺大个男人,老扯这些干什么?村上从来不提这些,樱花都不提,樱花在川端康成那就不得了了都。川端康成的文字黏黏糊糊的,不太适合我,太日本化了。可能我作为中国男人又太中国化了,一个太中国化的男人向一个太日本化的男人无限靠近,这得委曲求全啊,毕竟人家是原创,这就是很不爽的过程。翻译村上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澎湃新闻:跟村上捆绑了二十多年,会厌烦吗?

林少华:这十年,我没有系统翻译他的新作。捆绑在一起,总的来说,没有什么委曲求全。我们两人太相似,有时甚至错觉,觉得不是自己直接倾诉。但就像傅雷说了,翻译家都是舌人,鹦鹉学舌久了,就想来个自鸣得意,自己也想叫上两声。翻译这玩意儿,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给别人做衣裳做久了,就想给自己也来一件。另外,翻译这玩意儿,翻译权受制于人,得别人拿到翻译版权,拿到之后别人还得找你。受制于人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爽的,能独立干嘛不独立呢?我自己能写,那我为什么不自己爽上一回呢?我一直就想写个《上海的森林》,就死活写不出来。我的小说构思能力不及村上万分之一,但我可以写写小品、杂文、散文。我的文体不次于村上,村上的文体万变不离其宗,基本就一种调调。我的东西,既可以风花雪月,也可以大江东去,既可以儿女情长,也可以拍案而起。我掌握了几种文体。十八般武艺,不说样样精通,两样三样还是有的。我的文体风格变化上,强于村上。那为什么不自己写写呢?为什么中国一大男人老跟着日本大男人后面跑,名字还得活活地小两三号,不是在下面,就是在后面。就写林少华三个字,利利索索的。

澎湃新闻:你刚才提到村上的文体万变不离其宗,是不是也说明他作品的丰富性不够?

林少华:村上试图做过几次文体变革。《斯普特尼克恋人》就是一次明显的尝试,但不成功,因为不成功,日本读者不大接受,我们读惯了你远离的风格,一下子变了,觉得别扭。如果成功了,别扭感也会随之消失。既没有脱离原来的文体,新的文体又没有形成。后来他也放弃了。这也是一个作家的局限性。我所谓的文体的多变,本质上也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侧重面上不同,阴柔一些,或阳刚一些,男人一些,或女人一些,但底色基调肯定是原来的,但村上好像即使在这一点上区别也不是很大。局限性谁都有。比如我就写不出上海的森林,死活写不出,什么森林也写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