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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接受史研究的三个问题

2017-6-20 17:49| 作者: 光明日报 陈文忠|编辑: admin| 查看: 261| 评论: 0

接受史与创作史是文学史的两翼。如果说创作史是作家的“生前史”,那么接受史则是作家的“身后史”。传统的文学史研究,侧重作家生前的创作史,接受史则以自觉的学术意识关注作家的身后史。对一位把“文章”视为“不朽之盛事”的作家,身后史的关注绝不亚于生前史的珍视;而从屈原到曹雪芹的这一“遗愿”,只有通过接受史才能实现。

接受史以“接受文本”为学术基础。中国“授受相随”的文学传统,为经典作品、经典作家留下了丰富的接受史料。历代诗话、历代词话、历代曲话、历代文话、历代小说评点,以及愈来愈完备的历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为接受史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学术资源。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接受美学刚传入不久,中国学者就开始作家作品的接受史研究,其学术灵感就源于前人留下的丰厚的“接受文本”。多年来,“经典作家接受史”一直成为古代文学学位论文的热门课题,其选题灵感或同样如此。

但客观地说,接受史的学术成果似乎并未如人们期望的那样令人满意,接受史的学术潜力也未像传统的创作史那样得到充分发挥。就“经典作家接受史”而言,目前大致有两种研究思路,即“三维历时结构”和“一维历时结构”。从研究成果看,前者虽然展开了多角度的研究,但似并未抓住经典作家接受史自身的独特问题,因而难以全面深入地展示经典作家在历史上的接受特点和文化意义,也难以提出和解决属于经典作家接受史自身的学术问题;后者则往往流于“历代评论资料”的“排比和梳理”,所谓“研究”,基本上只是对某一作家“研究资料汇编”的“解释和串讲”;只见“接受者”的自言自语,不见“接受对象”的独特问题,更未能从接受史深入时代和民族的精神文化史。经典作家的艺术生命和文化影响,淹没在历代接受者毫无目标的众声喧哗之中。毋怪有学者提出尖锐批评,认为经典作家的接受史研究已成为最缺乏创意的“学术避难所”。

出现这种未尽人意的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我看来,对“接受史”的望文生义、对“接受史方法”的简单化理解以及缺乏接受史的“问题意识”,可能是关键所在。

首先,接受史的独特本质何在?简言之,接受过程不是单向的作品评价,而是双向的对话和意义生成过程;接受主体不只是单一的评论家,而是由多元接受者构成的接受群体;接受史更不同于批评史或学术史,它应有自己的学术任务和文化功能。所谓接受史,应是授受双方的对话史,是读者与作者、接受主体与接受对象之间的多元审美对话史。一部众声喧哗的经典作品或经典作家的接受史,就是一个“思想史事件”;在众声喧哗的“思想史事件”背后,必然包含丰富的人生意义、审美意义和诗学意义。因此,真正的接受史研究,绝不能望文生义地把接受史仅仅理解为接受文本的排比和诠释,而应在梳理这部“众声喧哗”的接受史的基础上,深入探寻隐藏在这个“思想史事件”背后的人生意义、美学意义和诗学意义。研究者必须从文献学深入批评学,从文学史深入思想史,从表层的文本接受史进入深层的精神文化史,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

其次,与之相联系,接受史方法是一个复杂的三维结构。这里,有必要区分接受史的三个方法论层次:即接受史的学术领域、接受史的研究途径和接受史的学术方法。接受史的学术领域,就研究对象言,可分为经典作品接受史、经典作家接受史、经典文类接受史,以及断代文学接受史等等。接受史的研究途径,就接受层次言,一般可分为以普通读者为主体的效果史研究,以诗评家为主体的阐释史研究,以诗人创作者为主体的影响史研究等等。接受史的学术方法,就学术思维而言,可分为搜集材料的接受史思路、对待材料的接受史态度和研究问题的接受史意识。在接受史方法的三维结构中,前两个层次比较容易理解,也已成为学者的共识;接受史学术方法的三个思维层次,则尚未得到充分讨论,更未化为研究者的学术共识和学术自觉。思维的深度决定研究成果的深度。因此,这是三维结构中最深层、最重要的部分,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接受史方法的三个思维层次,是相互联系、层层深入的三个逻辑环节。一是搜集材料的接受史思路,即按接受史线索对接受文本做全面系统地搜集整理。这是研究的前提,“全面系统”则是关键所在。接受文本的搜集整理,仅仅依靠“网络搜索”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尽可能“竭泽而渔”,才可能得出权威结论。二是对待材料的接受史态度,即前人的理解不是我们理解的障碍,而是我们重新再思考的财富。历代接受者对经典的解释,不断发掘和丰富着经典的内涵,也实现了经典的现代转换。在阅读经典的同时,认真研读接受文本,认真研读前人的解释,一方面有助于抓住作品的精神内核,深入把握经典内在意义和伟大的思想力量;另一方面有助于克服时间距离和文化沉积所造成的障碍,让古典走向现代,走向现代人的心灵。虚心倾听前人,然后发表己见,把自己作为接受史的一个环节,而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创者,这是接受史思维启示我们应当确立的一种新观念。三是研究问题的接受史意识,即一部经典的接受史是一部动态的对话史,应当把它作为一个动态的微观思想史来研究。经典有成为经典的理由,系统梳理和深入发掘历代接受者对“经典理由”的思考和讨论,就可能提出和阐明一个个经典性的问题。此亦如前所说,一部众声喧哗的接受史是一个“思想史事件”,在众声喧哗的“思想史事件”背后,必然包含丰富的人生意义、审美意义和诗学意义。接受史的思维只有达到这一逻辑层次,才真正由材料的排比进入问题的思考,由表层的文本接受史进入深层的思想文化史。诗歌接受史与诗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考察金昌绪《春怨》的千年阐释史,可以发现前人对《春怨》的诗学思考中潜藏着一套古代抒情诗的审美法则;考察《春江花月夜》1200年来的接受史,可以发现唐人这首“青春之歌”走向顶峰之路的曲折过程,以及杰出作家对一种文体的原创性贡献;考察《孔雀东南飞》1800年来的接受史,不仅可以见出古代叙事诗的经典化规律,而且还可以发现一个潜在的传统叙事诗理论体系。在经典作家、经典文类以及断代文学接受史中,潜藏着更多的“思想史问题”,有待研究者去发现和阐明。

再次,经典作家接受史如何正确提问?“抓住一位大家”,是学术训练的有效方法。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经典作家的创作史几乎都被写到,于是经典作家的接受史便成为热门选题。接受史就是“对话史”。经典作家的接受史,同样是接受主体与接受对象之间的多元审美对话史和多重意义生成史;它的特点是通过多元对话的历时性考察,揭示经典作家在接受史上的生存特点、生命境遇、艺术影响以及在塑造民族精神中的深远意义。据此,从接受过程中的关注焦点、接受方式和功能效应看,经典作家接受史不妨“一分为五”,从五个方面展开研究:即经典地位的确立史、经典序列的形成史、艺术风格的阐释史、艺术典范的影响史,以及人格精神的传播史。由此,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局部,从创作到审美、从诗品到人品,为读者展示出一部立体的、全方位的、血肉丰满的作家身后史。

具体而言,围绕授受双方的“对话—交往”的历史进程,经典作家接受史不同于经典作品接受史,至少承担五大任务:通过经典地位确立史和“光荣周期”的考察,揭示作家艺术声誉的形成变迁以及不同时代的审美趣味、社会心理以及意识形态观念的发展变化;通过经典序列形成史的考察,揭示经典作品的遴选过程和作品传播的时空广度和心灵深度;通过艺术风格阐释史的考察,揭示历代接受者对作家艺术个性的认识逐渐深化的过程和多元一致的特点;通过艺术典范影响史的考察,深入认识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力和对文学变革的推动作用;通过作家人格形象影响史的考察,深入认识作家在民族精神发展史和民族性格塑造史上发挥的独特作用。经典作家接受史也由此可以真正成为一种具有独特对象、独特问题、独特方法和独特研究成果的独立的学术模式,既丰富和充实了文学接受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有助于从一个独特角度深入认识经典作家的历史命运、历史贡献和走向现代的精神价值。如果说经典作品接受史着眼于单个文本接受史的微观研究,那么经典作家接受史则着眼于创作主体接受史的全面考察。

接受史和创作史是文学史的两翼。然而,只有深化对接受史学术本质和思维方法的认识,才能充分发挥接受史的学术潜力,提高接受史的学术质量,使其作出更富创意的学术贡献。

(作者:陈文忠,系安徽师范大学诗学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