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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洱《应物兄》:词的困境与物的难题

2020-8-28 10:42| 来自: 《长江文艺》|编辑: admin| 查看: 862| 评论: 0

      李洱的《应物兄》是一部直面现实、抱负宏伟的巨著。小说围绕济州大学筹建儒学研究院展开,为引进哈佛大学的儒学大师程济世作掌门,应物兄积极奔走,各色人物纷纷登场,演出了一幕幕讽刺意味强烈的悲喜剧。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的错综关系中,《应物兄》尝试将古典与现代勾连、将西方与东方勾连,借此探讨中国文化的走向,诊断知识分子所遭遇的人格与精神病症。它既营造了曲折动人的故事,还吸纳了现代哲学的视角,聚焦于词与物的辩证关系,探索了名称、表象、实在、本质、自我、知识、声音、意义等诸多问题,开拓了中国当代小说的表现领域。词,关涉现代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命名与主体意识;而物,则关涉现代人生存其间的现实世界。《应物兄》在以上两方面的卓越探索,值得特别关注。

“兄”、“先生”和以名自指

应物兄,本名应物,之所以成了“兄”,小说给的理由是,因为编辑将作者听成了“应物兄”。这背后有现实根据:互相尊称“兄”是知识分子间的惯常行为。深层根据也有,书商季宗慈乃不择手段逐利之人,改名多半是其蓄意为之,起码有意将错就错,制造“捧杀”式营销。而从总体立意来看,通过设置以“兄”自指这一统摄性情节,小说深度揭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自恋与人格分裂。只不过,如果让颇有自省意识的应物兄泰然接受这一名称,很不合理,所以小说先安排他发火,又安排季宗慈和程济世将之诠释为“以物为兄”,将自恋反转为自谦,才让逻辑顺畅。[1]只不过,这一切都建筑于一个几乎完全不可能的情节之上。一个作者不可能等自己的图书出版之后才发现署名多了一个字。出版过程中,作者会多少次看到样稿和封面样图?哪一次看不到自己的名字?

这或许是苛责,文学书写有其深层的象征与隐喻,而不必与现实逻辑严丝合缝。但“应物兄”一词绝非小事,它关系到全书立意,较下真或不多余。继续探寻“兄”的同类词,会发现还有一个“先生”。

小说中并无其他以“兄”自指的人物,但有低俗自恋、渴望获得文化身份的商人雷山巴,喜欢以“先生”自称。受雷山巴资助进行“复活”济哥研究的科学家华学明,当付出艰辛努力取得成功后,发现自然苏醒的济哥已然漫山遍野,于是精神崩溃,也开始自称“先生”。二人行为自然关联,显出构思的精巧;同时,又与以“兄”自指相呼应。但应物兄并未意识到这种呼应性,反而对华学明批评道:

他雷山巴可以自称先生,你华学明不能啊。雷山巴是生意人,自称先生相当于自抬身价,相当于给自己做广告。你呢?你是学者,是生命科学家。世上有哪个学者称自己为先生的?

这段话自然也是应物兄的“腹语”。他的分裂,揭示出知识分子精神沦陷的悲剧。但应物兄还是有着促成自我反思的思想资源,来自于从1980年代走出的理想型知识分子、应物兄的精神教母与暗恋对象——芸娘(有意思的是,芸娘这一自我命名也是以尊称自指)。应物兄想到,雷山巴和华学明的自我指称方式芸娘曾特别谈论过:

“Illeism”,说的就是这种以第三人称来谈论自己的方式。

后面进入具体论述时,小说交代了因由,原来是源于芸娘反感鲁迅研究专家郑树森频繁以“树森”自指:

芸娘说:“可见,用第三人称来谈论自己,是有很多说法的。鲁迅所讨厌的政客们最喜欢这样说。英文中,有个词叫‘Illeism’,说的就是用第三人称来谈自己的方式。……”

郑树森知道芸娘不喜欢他自称“树森”后,曾以鲁迅自称“迅哥儿”来为自己辩护,但被芸娘一句“‘迅哥儿’是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但不是生活中的鲁迅”轻松驳回。郑树森犯下的低级错误当然印证了其不学无术,令人发噱。

这里可以抽绎出两个小说认同的命题:一、有些知识分子所喜好的以名自指,是一种自我夸耀,与自称“先生”相同;二、鲁迅不会以名自指。

知识分子以名自指,在当下中国少见,但曾经相当流行。不过,它并非自夸,而是自谦。在传统中国,“主体”意味浓郁的第一人称代词“吾”“予”“余”“我”等,受儒家文化影响,反而内含某种自夸的意味,并不常用于与同辈或尊辈的交际,以名自指是十分普遍的一种第一人称自谦方式。[2]因此,命题倘能成立,也仅限于当下的语境之中。

以名自谦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鲁迅似并未提出异议,并且还亲自践行了它。1926年1月13日,为欢迎易培基就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鲁迅作为校务代表在欢迎大会上对女师大全体师生、各校校长及学生会代表等五百多人致词。记录者记下的第一句便是:“今天……可惜马先生忽然生了病了,所以又由树人替了马先生来说几句话。”[3]在私人信件中,鲁迅屡次以“树人”自称。比如1927年他给蔡元培的信中说:“兹有荆君有麟,本树人旧日学生”。[4]因此,命题二不能成立,且著名儒学研究者应物兄对传统语境中第三人称自指的涵义,也无清晰的意识。他所了解的,是芸娘讲授给他的克尔凯郭尔的认知。这一点,其实隐秘地表征了1980年代的知识谱系。

或许与此有关,《应物兄》在提到姚鼐回忆其老师闻一多如何讲述梁启超时,说道:

对梁启超先生,闻先生向来直呼其名:梁任公。

这里是要表彰老一辈学者姚鼐的直率与不拘礼节。但是,任公不是“名”,而是“号”,呼人之号恰是对人尊重的表现。

《应物兄》的现实性问题

词之外,《应物兄》也精彩地介入了物——现实。但《应物兄》在进行现实书写时,有些地方可能并没有十分妥帖地“及物”。

秘书可能是最为“及物”的知识分子。《应物兄》便塑造了两个生动的秘书形象:费鸣与邓林。“应物”之名其实更适合他们。当然二人也有差异。费鸣还有较为明显的知识分子脾性,这自然和他身处高校、能不时获得导师乔木的耳提面命有关;而邓林虽然最初也管不住嘴,但经过锻炼,变得更加精通人情世故。两人后来的遭际也不坏,费鸣虽被葛道宏驱逐到筹建中的儒学研究院,但比应物兄更清楚地意识到其中的凶险,主动离开;而邓林,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抢在栾庭玉出事前成为桃花峪县县长。他们的命运,与应物兄形成有意味的对照。词与物在应物兄身上无疑分裂了。

但是,精于“应物”、能力超群的费鸣,为何会被驱逐呢?小说给的理由是,校长看中了屁股饱满的乔引娣(小乔),而编制缺乏。这让人诧异。因为费鸣和小乔显然承担着不同的职能,分工本该同于邓林和金彧。金彧尚且读书上进,小乔却是一个连程济世是谁都不知道的人,她怎么可能替代费鸣的工作呢?能干的邓林,领导不舍得放手(怕也是不敢),才是现实的逻辑。那么,是否葛道宏的能力不足以多弄一个编制呢?显然不是,小说中应物兄也曾说他“位子坐得很稳”、“一言九鼎”。当儒学研究院即将开张之际,校方不断往里塞人,编制根本没有成为问题。所以费鸣被处心积虑赶走,让人难解,应该主要是服从于情节安排的需要,是物对词的妥协。

又如,栾庭玉对黄兴的到来十分关注,后来又陪同敬香。但是,当应物兄要为黄兴争夺敬香权时,明知不易,却不找神通广大的邓林,居然跑去找了季宗慈情人、在电视台工作的艾伦。果然,由此带出来大段的谈话和故事。这些内容固然有其意义,但可能会因此容易让人有冗赘之感。后来,问题还是邓林给解决的。

再举一些类似的例子。长袖善舞、热衷奔竞的京剧大师兰梅菊,在栾庭玉母亲寿宴上对栾的妻子略作指点,居然收费10万元。难道他已知栾庭玉即将下台?堂堂济州大学校长,要请福山来校讲演,居然要通过卡尔文这种混子。小说中还有个细节,当下的女大学生将李泽厚当作李泽楷。这极可能实有其事,生动折射出时代的变迁。但作者太喜欢这个段子了,后面又将其运用到电台女主播朗月身上。于是,一段不会有多少人知晓的理论,经朗月说出口后,她补充道:这“是李泽楷的观点”。荒诞感在这里解构了反讽。因为能说出那段变形了的李泽厚观点的人,是不可能说出后面的话的。这里其实还涉及《应物兄》较为常见的另一个问题:重复。

或许和《应物兄》的文本与写作周期都很长有关,小说中有不少内容多次出现。这种重复有时对读者(甚至可能也包括作者)是贴心之举,但一个成熟的读者,不需要那么多重复。据统计,“如前所述”一词,在小说中一共出现了19次之多。其中许多都不必要。没有“如前所述”标示的重复也不少。比如小说先提到郏象愚评论郑树森:“人在逆境中才会爱上鲁迅。你呢,身处顺境,却仍然爱鲁迅。”后来芸娘又说道:“都说一个人身处逆境的时候,才会和鲁迅相遇。你们呢,一个个身处顺境,顺得不得了,大都处在教授级别的上游,还这么爱鲁迅,所以只能让人更加佩服。”小说在费鸣第一次向应物兄辞职时写道:“问起原因,费鸣却不愿解释。再问,费鸣说了四个字:‘一说便俗。’除此之外,再也无话。”当费鸣第二次去找应物兄,小说又将此复述了一遍:“他问起原因,费鸣说了四个字:一说便俗。除此之外,不愿再多说半句。”这或许可以说明,《应物兄》对许多琐碎的细节,尚缺乏有效的统合与提炼。词与物同步冗余、旁逸斜出,无疑会影响表达的精练与力度。

削弱《应物兄》现实感的另一个因素,是对理想型人物的塑造欠缺力度。作者特别擅长描绘小丑、坏蛋以及亦正亦邪的人物,但当处理正面人物时,往往相形逊色。比如书写老一辈有情怀和个性的学者,亦正亦邪的乔木和程济世,就远远比理想型的双林、何为和张子房生动。中生代的精神标杆芸娘和文德能,形象也很单薄。两人都极富学识,但有时展现出来的并不足够出彩。比如小说四次呈现芸娘拒绝求爱者的言论:“我没有你感觉到的那种感觉。”让她形同一个小女生,实际拉低了她的精神层次。至于陆空谷,形象尤其缺乏现实基础,其思想与行为都让人摸不清来路,最后还毫无障碍地接受了芸娘给她包办的婚姻,闪电般嫁给了此前与她全无交集的文德斯。大体来说,这些理想型人物普遍缺乏现实“及物”性。

小说快结束的时候,应物兄曾产生一个幻觉:“自己就像站在词与物的交界,就像在一个界面上滑动。”一个曾经雄心勃勃的人,虽然名为“应物”、为“兄”,但在深刻地体会到世界的复杂与自我的无力之后,已然丧失“应物”和“其鸣自詨”的乐观。当游走在“词与物的交界”,物与我两忘而又交融之时,他或许已如双林院士一般,实现了人生的“不悲不喜”。如果这时候我们问他一句:“你是应物兄吗?”他将会如何回答呢?

 

注释:

[1]李洱:《应物兄》,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5页。季宗慈和程济世的说法显系世故之言,何为教授便将“应物兄”理解为占人便宜,参见李洱:《应物兄》,第268页。

[2]王力:《古代汉语常识》,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7页。

[3]《校务维持会代表周豫才先生致欢迎词》,《女师大周刊》第118期,1926年1月18日。应该说明的是,今日可见的鲁迅其他讲演记录稿,一则因为“我”自新文化运动后开始大量普及,二则因为其讲演更多面向后辈,并无用“树人”者。

[4]《271206 致蔡元培》,《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