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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后,自然写作会成为未来文学主流吗

2020-5-19 15:29| 编辑: admin| 查看: 220| 评论: 0

一场别开生面的“云”上草原诗会在腾讯新闻线上直播,来自甘南草原的诗人阿信携诗集《惊喜记》,连线李少君、何言宏、敬文东、张德明、霍俊明、王冰、杨庆祥、胡亮、北乔、李壮、龚刚、汪剑钊、张光昕、安少龙等15位国内著名诗人、学者、评论家,会上各位围绕阿信的自然诗歌与草原诗学展开深入探讨,在草地与雪域之间,神圣与世俗之间,诗人如何书写生命的美丽与神秘?疫情让人们更加关注人和自然的关系,在恐惧之余发现自然的深不可测,并因此更加关注自然,自然写作会出现热潮吗?这些问题都引发讨论。研讨会由《诗刊》社和腾讯新闻联合主办,青年作家王姝蕲主持,疫情未能阻挡人们对诗歌的热情,活动共吸引了近15万观众在线收看。

《惊喜记》的写作横跨三十多年时光,是一个边际诗人的诗歌编年史。阿信来自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甘南草原,那里的生活简朴而宁静,节奏单调而缓慢,这样的环境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也许是人生的困境或局限,但对一个诗人来说可能是一种命运的恩赐。

今天探讨阿信的《惊喜记》正逢其时,《诗刊》主编李少君表示,越是隔离在家,越是向往自然,向往大草原,此次疫情将自然重新带回人类视野,启发我们重新认识自然,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不过是大自然的一份子,人类过于狂妄自大的中心主义应该摒弃,自然中尚存在许多人类所无法认识的事物。文学是人学,也是自然学,对自然应该敬畏并理解,阿信的诗呈现出自然的广阔与神秘,一种对自然秩序的尊重,开启了新时代对自然文学的认识。

何言宏指出,应将阿信的诗置于新诗史和世界文学的深远背景中考察,美国以梭罗为代表的自然文学多关注散文、日记的写作,而诗歌文体较少受到关注。阿信对西部草原的诗歌书写在内容、写法和个体性等方面非常值得研究。

敬文东认为,在这个浮躁而喧嚣的时代,阿信诗歌的“安静”具有巨大的伦理价值,今天我们享受丰裕物质生活的同时,对大自然产生了伤害。现代性带来了两个最重要的终端产品就是单子式的孤独个体和垃圾。阿信的诗歌也具有这种本体论的孤独感,试图在读者之间寻找潜在的知音,通过心境创造自然。阿信的诗启迪我们,科技对自然的恶化要靠人与自然的关系来修复。

张德明将阿信诗歌的艺术特性归纳为三个拓展与深化:一、对西部诗歌的拓展。西部作为新诗高地,诞生了以昌耀为代表的大诗人,阿信在空旷、苍凉、孤独等元素上增添了丰富、细腻、温婉的特质,呈现出更为立体多元的西部世界。二、对意境美学的深化。阿信深化了新诗百年以来不占主导的 “意境”,他的诗带有鲜明的地域个性和神性光芒。三、对于草原书写的拓展。过去的诗人以过客身份书写草原,这是一种望远镜式的书写,而阿信对于草原的注视是显微镜式的,其观察、临摹与思考远超他人。

王冰分析了阿信诗歌对传统的承继,《惊喜记》一书题目中的“记”,承袭了古代散文的八大类之一,阿信诗歌具有立体感。他还观察到,阿信诗中的时间节点偏后,多发生于傍晚、秋天、冬季,抒发了从远古而来的、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苍凉与孤独感。阿信伫立于相对封闭的草原上,面对的是极为开阔的现代世界,展现了从有限到无限、从远古到现代、继而走向世界的诗意。

在霍俊明看来,从地方空间切入的写作具有类型化的危险。阿信在三十多年写作中通过空间视域、具体物像以及诗人的智性、想象力和宗教意识,努力避免固化视角,重新建立对个人生活与空间的发现,使诗歌具备唤醒和激活的能力,如陈超所言“用具体超越具体”,阿信的诗既与空间有关,又打破了空间的局限性,既安静内敛,同时具有突破与发现的惊喜。

杨庆祥指出,现代文明通过控制和占有的方式打破了人与自然的亲密无间,而阿信的诗试图重新沟通人与自然的关系,阿信诗里的“自然”是游牧文明的、有张力的和宗教神圣感的自然,展现人与自然、神明的对话,有别于田园诗中被驯服的、建立在农耕文明之上的自然。阿信时常恐惧写诗,“担心会让那些神灵感到不安,它就藏在每一个词后面” (《速度》),体现出一种写作的悖论和羞愧:自然需要诗歌来书写吗?我们的写作会不会是一种语言垃圾?

汪剑钊认为,阿信善于把地理环境的劣势转化为诗歌写作的优势,阿信的诗是去中心化的抒情,将边缘的地理写得自然朴素,手法不是表现而是呈现,他的诗有如素描勾勒,极富画面感。阿信的《雪地》一诗与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具有相似的存在主义的悲壮感,语调娓娓道来,深入人心。

北乔曾在甘南挂职,亲身经历过阿信所写的景象,他从身份意识切入,指出阿信作为临洮人,是甘南的闯入者,但三十多年的生活让他与甘南血脉相连。阿信的“远方”是身边的远方,既是远方,也是内心深处的一部分。阿信的诗是与自我的重逢,是一种回乡式的写作。

李壮由视频直播界面主客体视线的模糊和错位,联系到阿信诗歌与天地自然的沟通对话,他指出,抒情主体同万物界限的模糊与交融,背后是对生命的感知和超越。阿信的诗立足边疆,反思人类中心主义,语言有虚静之美。

龚刚不久前从《诗刊》公众号读到阿信的诗,倍感惊喜。他认为阿信的“惊喜”是寂静欢喜,是宗教的喜悦,不是世俗意义的喜悦。阿信的诗受到雪域高原的启迪,苍凉之上饱含深情,远离尘嚣却情感丰盈,为读者提供一个精神家园。

胡亮指出,阿信诗歌中的“我”不是诗篇的中心,相对于神,人类只是配角。阿信的诗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动摇、对工具理性的动摇,他的写作具有某种超验性。

张光昕认为,在昌耀之后写西部诗是困难的。面对阿信诗中不断完善的西部诗歌词汇表,批评界对西部诗人的批评话语是相对滞后的。在消费化、景观化的当代,我们很难真正回到自然,也要警惕自然文学的景观化。同时,他关注到诗人的声音低于自然的声音,阿信在诗中把自己放得很低。《惊喜记》启示我们,在神性缺失、自然遭破坏的今天,诗人该如何应对、如何写诗。

在同事安少龙的眼中,阿信像卡夫卡那样拥有工作与写作的双重生活。1986年阿信大学毕业后只身踏上甘南草原,远离诗歌中心,远离大都市。在他的草地诗学中,神不是宗教也不是泛神论,而是一种神性,是人与万物之间的尺度。阿信的诗向着神性靠拢,对当下生活保持敬畏。这是一种抢救性、保护性的写作,多年后人们可以从阿信的诗歌中拉出一个帐篷、一匹马,在他的诗中,神的供桌尚未撤离。

燎原在场外以自己录制的视频参加了研讨。他在发言中表示,阿信诗歌给他感受最深的有两点:其一,他在当代诗人中建立了自己诗歌地理,一提到阿信,大家自然想到甘南草原;就像一提到昌耀,大家自然会想到青海,或提到于坚,大家联想到云南一样,阿信发现了属于他的诗歌处女地。第二个深刻感受,是他诗歌中沉静的文人气质,“专注于事物内部曲径通幽的隐秘联系,进而把这一发现置放在节制性的、带有经典想象的文本中去呈现”。阿信以自己的文人气质,再造了一个诗歌的甘南草原。

阿信由衷感谢《诗刊》社、腾讯新闻的精心策划及各位评论家的激励和鞭策,他为此深感震动与惶恐,感恩自然和生命的诗意加持。他倡导大家回到实际生活中去发现诗意,“只要我们真诚对待身旁的事物,生活和世界将会回馈给我们无限的感动”。

最后,李少君总结说:对阿信诗歌及其草地诗学,在现在这样一个时刻探讨具有特别的意义,疫情把被现代性忽视遗忘的自然带回人们的视野,让大家重新关注自然,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为未来寻找一种人和自然更和谐的关系。阿信诗歌把自然写作带回当代文学的视野,文学绝对不仅仅只是人学,爱默生说过,人类应该记住两句格言,一是认识你自己,二是研习大自然,这次疫情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对大自然的认识远远不够。所以,对于自然写作来说,这一切,也许还是未来文学和诗歌的一个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