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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庆祥:从零到零的诗歌曲线

2020-1-20 09:43| 作者: 杨庆祥|编辑: admin| 查看: 235| 评论: 0

从零开始,又不断归零。中国的古代哲学,“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什么?道就是零。在阿拉伯和古希腊的哲学和数学传统中,零是一个更重要的概念,零既是开始,又是倍加,又是无限地大——乃至于无穷。零不是无,零是无限的可能,在某一个看似“无”的地方滋生出无穷尽的可能,这个可能里包括自我、世界、色相和观念。我个人的看法,文学和诗歌,是在原始巫术仪式丧失后,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零”。或者说,当“零”被具体化为一个阿拉伯数字序号,而丧失了其哲学内涵后,“零”的重新仪式化被落实到了诗歌里面。所有的诗歌写作都可以说是“从零到零”。从零起始,意思是指诗歌的起源不可确定,到零结束,意思是指诗歌的意义永远无法穷尽。真正的诗歌就在这两个零之间划出一道无法测量的曲线,这个曲线的长度与诗歌的生命力成正比。一个判断是“两点之间直线最短”, 另外一个判断是“两点之间曲线最长”,把这两者综合起来还可以做出一个新的判断:“两点之间诗歌最长”——这并非是要矫情地夸大诗歌的作用,实际上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诗歌没有任何作用。借用尼采在《看哪,这个人》里面的说法,任何对“用”的讨论都是一种现代性的鄙陋,而事实是,我们正生活在这种鄙陋中。诗歌越是被征用,它的曲线就越短,它的光焰就越暗淡。“两点之间诗歌最长”,它仅仅强调其不可测量性和不可衡量性,它甚至是——“非在”。就像全能者是“非在”但又经常显现一样,诗歌也是这样的,它偶尔显现于一首具体的诗歌或者一个具体的诗人,但从不会因此而失去其根本的不可知性。这是诗歌对日益流行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反对,社会学和历史学厘定对象,并采用一种“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生理学的剖析,社会学的威权者如布迪厄曾断言“一切都是社会的”,并认为“没有任何一种事物不可以进行分析”。这傲慢的启蒙主义式的自信已经被证明不过是一种人类的虚妄,一首具体的诗歌当然可以被分析、讨论和教学,但是作为“曲线”的诗歌却不能,它逃避一切的阐释,因此也拥有无穷的阐释。

“一”是什么?我们每天都在说“一”,都在使用“一”。中国伟大的诗人屈原有一首著名的诗歌《东皇太一》,写的是祭祀东皇太一神的场景。这个东皇太一,根据学者的考证,应该就是中国星象崇拜中的北极星。屈原的诗歌是这么写的:

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

瑶席兮玉瑱,盍将把兮琼芳;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

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

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

虽然对此诗的解读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这首诗歌更接近于诗歌的“原始性”。在这个原始性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场景,那就是祭祀者(凡人)通过复杂的仪式将自己与东皇太一“合体”,从而生成了一个新的“自我”。这一点正是我要强调的,我们今天通常所言的“自我”,是资本主义兴起后对人的一种界定,这一界定局限在人作为一个物质性的现实存在的个体,而忽略了人在更古老的生活和经验传统中的另外一种定义,那就是人不仅仅是现实的,也是精神的,不仅仅是世俗者,也是超上者。其实在欧洲的启蒙主义传统中,同样强调了人与超上者之间的关系——人只有在与上帝的对话中才可能成就自我,不过后起工业文明的技术主义压抑了这样一种认知,最后变成了马尔库塞所批评的“单向度的人”。我这里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一”就是“自我”,这个自我,超克了“单向度的”完全现实存在意义上的自我,而指的是一种具有复杂的经验维度和历史维度的自我。这么说来,生于一九八〇年的我这个个体,其自我却并非仅仅由一九八〇年代以来的历史塑造,它同时也受到从零开始的一切人类经验的塑造,在我这样一个个体身上,不仅活着屈原、杜甫、李白、普希金、叶赛宁的经验,同时也继承着人类的“共同基因”,对于后一点,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荣格有个精彩的定义,他称之为“集体无意识”。我的诗歌写作,因此不仅仅是在表达一个生活于此时此地的个体的经验,同样也是在传递着作为“一”的自我的共同体经验。几乎所有的诗人都会有这样一种创作的经历:灵感往往从一个“零”的深渊开始,然后我们试图用当下的语言和经验去处理,但在某一个瞬间,我们发现此时此刻的个体并无法完全表达这些经验,而是有一种“上帝之手”在“命令”我们写——这是我经常体验到的“神灵附体”的时刻——在这个时刻,“一”回来了,也就是那个真正的自我在诗歌中重生了。

“二”是分裂。虽然“一”是确定存在的。但“二”却是我们基本的生活现实。分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或许是从庄周所言的浑沌之死开始: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也或许是柏拉图在《会饮》中谈到的那个时代,柏拉图转引苏格拉底的话说,从前有三种人,一种是男人,一种是女人,一种是阴阳人。后来因为他们不敬神,引得天神震怒,于是决定惩罚他们。天神不想灭绝人,于是将这些人都一分为二。柏拉图最后总结说:“这一切就在人类本来的性格:我们本来是完整的,对于那种完整的希冀和追求就是所谓爱情。”

维柯在《新科学》中也指出了人类迄今经历的三个时代,天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凡人的时代,而所谓凡人的时代,就是人从天神和英雄中剥离出来以后的时代了。

上述的寓言和哲学都在陈述一个事实,相对于最初的完整——也就是零的时代——任何当下都是不完整的,碎片的,无根的。这不仅仅是一个现代主义的事实,也是人类诞生以来的事实,被不断剥离的人类只有借助不同的方式一次次重返那种“完整”,爱情是一种方式,诗歌也是一种方式。此时此刻存在的一切都是短暂的,分裂的,包括此时此刻写下的诗歌,首先承认这种分裂,拥抱这种分裂,才有可能获得完整。里尔克在著名的《杜伊诺哀歌》里一再强调这一主题,他说现代人的痛苦在于不敢直接地拥抱当下,这造成了现代人的虚无和盲目。我想说的是,不仅要拥抱当下,更要在一种追求完整的希冀中来拥抱和书写当下。这也是我一直执着的生活智慧和写作理念,我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

大概来说,我所有的诗歌都在维系一种最虚无的个人性和最暴力的总体性之间的一种对峙和对话,这让我的诗歌在美学上呈现为一种暧昧、反讽和哀告。我用这种方式挑战我们这个时代的“假大空”以及一切的精神奴役。在通往真理和自由的道路上,诗歌是我的利刃,伤心伤城,伤人伤己。

时代的假大空和精神奴役正是要阻断我们通向“完整”和“自由”的路,将我们隔绝为一个个虚假的自我,从而阻碍真正的精神实现。诗歌应该打破这种隔绝,在基本的写作伦理上,应该反对如阿兰·巴丢所言的“报告文学式”的写作,从“完整”思考“分裂”,而不是从“分裂”思考“分裂”。在一种理想的状态中,它指向的是孔子所言的“与天地合其德”的生命状态,或者如徐梵澄所言的瑜伽状态,“是上帝与自然的合一”。不过这样的上帝和自然,也基本上等同于诗。

“三”并非“三”,即“三”不是确定的3,而是一个虚数。“三”与万物其实是一个同构的关系。“三”就是万物。我曾经写过一首截句诗,只有两行:

万物生长

何曾顾及他人的眼光?

如此说来,“三”就是全部世界。艾布拉姆斯从分析科学的角度将文学划分为四大部分,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并认为每一组关系代表了一种分析模式。这显然还是技术主义的思维。当我们说“三就是世界”的时候,其实意味着这样一种认知:世界、作家、作品、读者、自我、语言、观念……等等,都同时性地存在于此时此地。这是一种空间性的思维而非一种时间性的思维。从文化的角度看,这更是一种倾向于东方文化的思维而非西方文化的思维。根据瓦尔特·米尼奥罗的观点,在十六世纪之前,印加帝国、伊斯兰帝国、中华帝国和欧洲各国同时拥有自己的文化、语言和观念,但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随着欧洲对全球的殖民,欧洲文化成为一个统治性的文明,并以此建立了文明的等级和优劣。

我不太清楚其他国家的情况,至少在中国现代汉语诗歌的写作中,来自欧洲的文化、观念和诗人诗歌一直构成巨大的影响焦虑。现代汉诗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这种焦虑好像并没有减少多少。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汉诗“习得”的气质一直非常明显,几乎在每一个诗人的背后,都或多或少有着一位或者几位西方诗人的阴影,我想要强调的是,之所以说是“阴影”,恰好就是为了说明这些阴影是“习得”的,而并没有成为前文提及的那个“完整”的自我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些“阴影”不是一种自我内中生成的产物,而是一个客观的面具化的存在,它外在于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心灵。个中的缘由,大概有二点,第一是中国的诗人还活在一种进化论的世界观中,将欧洲文化和相关的写作视为更高的等级,以“习得”的心态和姿态去创作,并没有真正理解欧洲的文化;第二点是,中国的诗人对自己本土的传统和文化同样了解得不够深入和全面,同时又受制于分裂的现实语境,因此无法在内中构建起有效的文化有机体,去与欧洲文化进行平等对话,以及在此基础上互通有无。荣格曾经指出,如果要摆脱欧洲观念的痼疾,必须借助东方文化,但前提是必须深入理解欧洲观念和文化。同理,任何一个诗人,都必须深入理解本土文化,才有可能平等地接受他者文化,并真正生活在一个“三”的世界中。

出于上述考量,我提出一种“对话诗学”。对话诗学的意思是,在文化上反对一种单一性的霸权主义的文化态度,在诗学上避免一种单一性的陈述,在经验上尊重不同他者之间的差异。施特劳斯在一九四〇年代曾经指出“现代重新回到了一种野蛮状态”。这种野蛮其实是单一性造成的野蛮。此时此刻我们似乎有重新堕落一种野蛮状态的危险,世界和自我也因此分裂为更复杂的质素,在这样的语境中,强调“对话诗学”并以此来激活新的创造性力量,让诗歌从敌对的二元论和“直线论”中逃逸出来,成为从“零”到“零”的无穷的曲线,这是我的一个大胆且美丽的设想。借此,我不仅收获诗歌,更重要的是,我可以收获一个智慧整全的人性。

最后还必须回到零。在“三”之后,四、五、六……基本上失去了哲学意义,它们充其量不过是“万物”的变体。“零、一、二、三、零”——如果用一个弧线来表示的话,这个顺序又恰好是一个圆(0),在象形的意义上接近于零,其圆周,则正好是一个曲线而非直线。伽利略在一六四一年给福尔图尼奥·利塞蒂的一封信中说:

但我真诚地相信哲学之书是那本永远打开在我们眼前的书;但是他的文字符号有别于我们的字母,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能读懂:这本书的符号,就是三角形、正方形、圆、球体、圆锥和其他数学图形,它们都最适合于这样一次阅读。

卡尔维诺由此提出疑问说,“圆和球体也许是最高形象”。在伽利略和卡尔维诺看来,宇宙的秩序其实类似于一张字母表,而以“圆和球体”构成了这张字母表的“最高贵的形式”。

“圆=球体=零”

这是我由此推导出来的一个公式。在这个公式里,绝对的零就是绝对的圆也就是绝对的球体,这里有一种“零的绝对性”,这一绝对性充满了可能,用数学家理查德·韦伯的话来描述就是:

任何数字(包括零本身)加上零,它的大小不会改变。不论多么大的数,只要乘以零,便立刻坍缩至零。而真正的噩梦,是用一个数去除以零。

除以零乘以零,其后果都是坍缩为“虚空”(sunya),但“sunya”并不是“nothing”,在“sunya”里是自我归于“一”以后的无限可能性。我曾经写过一首诗歌《世界等于零》,最后几句是:

每一句话说出你,舌头卷起告别的秘密

你采一朵星辰的小花插在过去的门前

愿我们墓葬之日犹如新生

我来过又走了

世界等于零。

世界等于零,也就是说世界重新敞开,并获得了零一样的无穷的生命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