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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论语》.乡土.我

2019-12-8 18:44| 作者: 纪旭光| 审核: 罗爱田|查看: 496| 评论: 0

《周易》·《论语》·乡土·本我

——陈启鹏小说《老先生》序

林继宗

 

启鹏先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近日,他希望我为他即将陆续出版的几部文学专著撰写序言。写序从来是难事,出于真诚的友谊,加上郑明标先生的极力推荐,我还是爽快地答应了。接受了任务,便有了责任感。于是,我又回顾了我俩几十年交往的历史,重新拜读了老朋友的文学作品,反复思考着启鹏先生的做人为文,便有了这篇序文。
启鹏先生是中国教育研究院常务理事、中国教育研究专家,长期奋战在教学、教育第一线。
他曾经在潮阳县河溪中学当教师,后来开办了“北斗书苑”、“潮阳市北斗经贸有限公司”和“汕头市北斗经贸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从1993年起,他被推选为“潮阳市青年文学协会”会长。不久,为了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启鹏先生北上湖北、北京发展;
近几年,为了更好地理论联系现实,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他又创办了“深圳市一鹏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筹备成立“深圳市一鹏教育培训学院”,在教育、文化事业和文学创作上都取得了成功。
启鹏先生1980年进入韩山师院中文系学习,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已有三十几万字的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在省、市、县各级报刊杂志上发表。
其中有代表性的有:1989年10月,在省总工会刊物《红五月》发表中篇报告文学《南国工地风》等作品。1993年,中篇传奇故事《鞋匠驸马爷》在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刊物《天南》杂志1、2期连载。如今,他已经创作出6、7部文学著作,计划从今年开始,每年出版1部。这是令人振奋的计划。对此,我衷心祝愿启鹏先生取得成功。
潮阳市原文联主席蔡金才先生曾经发表文章力推启鹏先生开办的“北斗书苑”,特别是书苑中设置的“潮人文学作品专柜”,陈放着好多潮人作家的数十种文学书籍。蔡主席认为:这无疑是美事、新鲜事。启鹏先生既是书店店主,又是文学作者。他深知作家写书难,出书难,卖书也难。他对那些在其它书店难以见到的高品位的纯文学作品尤其是潮人作家的纯文学作品情有独钟,坚持列为他进货的主要品种,放置在书店最显眼的位置上。他代销这样的书籍,从来不计较盈利的多少与得失。他设置“潮人文学作品专柜”,引起了读者对潮人文学作品的注意和选购的兴趣,同时也向广大读者展示了潮人文学作品的成就。
此举果然效果甚佳。
广东省著名作家雷鐸先生在《为北斗书苑记》中写道:“陈启鹏君,喜文章,擅写作”“多年执教,心则仍在文章之中,可谓之书痴。”“陈君之理想非止在一书店,然由此发韧,积铢成钧。”“故我为陈君之勇气与理想鼓呼,更愿文化之风日浓。”“北斗书苑”还曾经与潮阳市文联联手举办“北斗杯”散文大赛,取得了较大成功。
启鹏先生的做人和为文是值得称赞的,这与他刻苦学习和严格修身有着密切的关系。出身于中文系的他历来对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著作特别是《周易》《论语》颇有研究并注重修身践行。
《周易》并非周代的易经,而是华夏先祖伏羲创立的“无字天书”,原先全是常人看不懂的符号。仓颉造字之后,人们才逐渐将符号翻译成文字。伏羲氏创立了先天八卦,而周文王改变了伏羲氏的坐标系,创立了后天八卦,推演出六十四卦。全书虽只有四千多字,却字字精要,从自然、人文到哲理,信息丰富,道理精深。周者,全方位也,无所不备,周而复始。从俯视、仰视和自视角度,全面解析大自然和人类自身。易,变易,随时空的变化而变化发展,并始终遵循着一定的法则与规律。
《周易》的伟大之处在于创立阴阳的普遍概念及其对应互动关系,这与当代科学技术的数字化竟不谋而合了。《周易》关于阴阳八卦、每卦六爻的规则,既可以解释、也可以预测大自然与人文现象,面对错综复杂的万事万物和人类的自我,阴阳规则为我们提供了清晰的思路。阴阳规则生动地体现在六爻之中。人的一生大休可分为六爻即六个阶段。最著名的范例是孔子。
孔子在《论语》“为政第二”第四章中,有一段千秋盛传的名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的一生从十五岁有了学习的志向这第一阶段开始,到上了七十岁获得人心的自由而不致超越法度这第六阶段,人生经历了各具特色和内容的六个阶段,使我们对如何做人有了一个大概的规范。
启鹏先生还注意到,《论语》开篇“学而第一”首章便写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过去不少人认为,“习”是温习或实习,启鹏先生和我都认为理解为“习惯”更为恰当。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过: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
我以为:良好的习惯是一个人独立于社会的基础,进而影响他一生的成功与幸福。人类第一位宇航员即前苏联的加加林,他之所以在众多宇航员预备人选中胜出,除了其优良出众的综合素质之外,还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经过反复严格的筛选,在最后几十名预备人选中,综合素质都非常优秀,几乎不相上下,决策者迟迟下不了最后决断不定期择的决心。就在最后的关键阶段,决策者发现了加加林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良好习惯,就是他每次进入宇宙飞船舱时,必定先脱去皮鞋,换上干净的鞋,再进入船舱。他每次都如此,而且每次都是自觉的,从不需要旁人提醒。由此使决策者学得加加林对飞船爱护有加,将飞船交给他比较放心。后来记者采访了加加林,问他为什么有换鞋的良好习惯?他说,这是母亲要求他从小就得这么做,从而养成了习惯。显然,养成良好的习惯是做人的规范之一。
老子讲“正以治国,奇以用兵”;饶宗颐先生则“正以立身,奇以治学”,立身做人当然要正,做学问却要出奇制胜,做别人没做过的、开创性的学问。这就是奇正论,也正合《周易》《论语》之说。
我的人生座右铭是——“诚以待人,实以办事,诚实是立身之本;奇以治学,崛以为文,奇崛乃文学之风。”诚与实是正,奇与崛是奇,这就是奇正论。而奇正的对立与互动,同阴阳的对应与互动,乃是理出一辙,相融共通的。这些,同启鹏先生做人为文的道理,都是相互一致的。
《周易》与《论语》在启鹏先生的人生实践中举足轻重。数十年来,他不断从中领悟到做人为文的道理,受益匪浅。
莫言的文学创作具有明显的乡土性,我读启鹏先生的文学作品,同样有较为明显的乡土性。
从2012年8月起,在欧洲几家著名博彩公司的赢家赔率表上,莫言和村上春树两人的位次不相上下。莫言最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人们不禁要追问:莫言凭什么战胜了炙手可热的村上春树?是政治?是文学?还是别的什么?当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并非奥运会裁判委员会,获奖者也不是奥运会冠军。这只是瑞典文学院十八名院士的一次集体评选与投票的结果而已。
为什么莫言能够击败村上春树?简单地说,就是莫言比村上春树更为“泥土”,更有本土文化的纯净性,而村上春树更像文化的“混血儿”,他的作品中参杂着太多的西方元素,例如从爵士乐到威士忌。他的作品较少或极少出现例如樱花、和服、艺妓、刺身、相扑以至富士山等典型的日本符号。莫言的作品如果从中剔除如红高粱、白棉花、抗日、计划生育等中国符号,恐怕就难以成为好作品。这就是说,莫言的作品具有强烈的中国色彩和民族性、乡土性。
莫言的作品,是建立在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基础上的,一直以来,他都以故乡为立足点,深入地探索、反思和表现社会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的苦难生活。他也都一直对社会上的不公平、不公正现象进行大胆地揭露、辛辣地讽刺和着力地批判,这从他的一系列作品中可以充分地表现出来。
莫言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乃是对基层干部迫害百姓的控诉;长篇小说《生死疲劳》是对土改政策的深刻反思;小说《欢乐》是对普通村民被土地压制得喘不过气来、对乡村青年的苦闷生活的社会现实的生动写照。所有这些,构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丰富而多元的莫言,也建造了充满乡土性的莫言作品系列和文学王国。
我至今依然记得,当年读到莫言的《粮食》《欢乐》《天堂蒜薹之歌》等作品时的心态与情境。在那严重饥荒的年代,一名农妇偷偷将生产队的豆子同样整粒整粒地一把吞进肚子,回家后再用手指伸进嘴里深处抠动喉咙,让豆子同样整粒整粒地呕吐出来,用清水反复洗净后,煮熟,兴奋地喂给频临死亡的婆婆和饥饿难耐的孩子们。农妇自己呢?则“死蛇一样躺在地上,幸福地看着他们围着瓦盆抢食”。读着读着,我的热泪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
接下来展开的情节又让我忍俊不禁起来:农妇“血骂”盖地铺天而来,农妇将自己和辱骂的对象都贬低为畜生和人体器官,那玩世不恭的大肆戏谑的民间语言大风暴扑面而来,令人痛快不已。正当我正要忘情地哈哈大笑起来的时候,天堂乡的盲歌手张扣令人难忘的歌声又高声响了起来:“乡亲们种蒜薹发家致富/惹恼了一大群红眼虎狼/收税的派捐的成群结队/欺压得众百姓哭爹叫娘·····”,正是这些充满悲苦的百姓呼声,充满伤痛的底层生活,充满张力的叙事风格,充满智慧的抒情语言,使我回味无穷,品读再三,深深领悟了莫言作品的乡土性。
莫言在《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欢乐》《酒国》《檀香刑》《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等作品中,以一个中国作家特有的立场、观点、经历与方式,有效地介入了中国社会尤其是乡村的生活现实之中。
莫言的作品,不仅传达了古老华夏的文化传统与人文精神,更重要的是形象生动地见证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改革与发展。这位中国农民的忠实而又智慧的儿子,用他那文学语言的锋利犁头,犁开了古老的中国乡村那由于苦难与创伤而久久沉默着的土地,从憨厚的大地深处挖掘出多姿多彩的文学矿藏,经过反复的冶炼与加工,终于制造出一部部优质的文学作品。
启鹏先生的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传扬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与人文精神,以及故乡那海滨邹鲁的文明之风,并且比较鲜明地体现了乡土特色。例如,他的小说《老先生》就是从故乡鲜活的生活中来的,不论是老先生,还是其他几位老师,都写得活灵活现,很有个性,很有特色。启鹏先生怀念一段生活,怀念一个挣扎于社会底层、饱经风霜顽强前行的普通人;怀念一段虽然单调、寂寞却不乏温馨、亮丽镜头的生活。由此而创作出一部充满乡土气息的小说。小说中,“老先生”“数学黄”“英语佬”“艺术家”“工友张兄”等人物,各有各的命运、个性和乡土性。小说还披露了教育界发人深思的“三长”现象,即教师队伍中有“头发长、胡子长、鼻涕长”的奇特现象,这是教师不断离队出走的必然结果,是社会转型期非常无奈的现象。
莫言笔下的中国大地和他的故乡高密东北乡,乃是苦难与欢乐、伤逝与希望、古老与新生交织在一起的土地。
莫言后期在对乡土资源的把握上,不再像《红高粱家族》那样,好像是拔起萝卜带起泥来的那种写作,乡土的气息特别浓郁,而是在作品中逐渐有了城市的视角,甚至于与乡土拉开了些许距离。这是所谓的现代化带给世界文学的非常可悲的现象之一,他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传统意义上的价值与幸福。对于乡土资源的把握,启鹏先生大致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
当然,莫言的经历更为典型。
启鹏先生在创作实践中也是在不断地努力增强乡土观念,使自己对乡土的情怀不因为有了城市的视角而减弱,相反,由于有意识的努力,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乡土的情怀更强烈,更丰富,更坚定。
莫言的作品尤其是小说,在长满荒草与荆棘丛的乡野中披荆斩棘,开山劈岭,为广大读者展示了一个充满生命力的苦乐交混的乡土世界。他努力构建的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向世人展现了一个真情实感的丰富复杂的激动人心的乡土世界,从而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精确无误的令人信服的乡土缩影。
而启鹏先生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也逐步建立了自己的文学王国和乡土世界。
在这个举世瞩目的乡土世界中,我们清晰地感受到,生命的肯定与否定两个方面同在,人生的欢乐与苦难同在,人生的真善美与假恶丑同在,值得我们去深思,去探索。人们几乎都公认,莫言有着深深的乡土情怀。然而,莫言自己后来却慢慢在淡化。他在获得诺奖之前就曾经对人说,他现在对城市经验已经很重视了,而且在作品中已经有非常好的体现。莫言不说具体的城市如上海、香港、广州、北京等,但他对大城市的生活已经有较深的理解了。我想,这也体现了莫言的智慧、能力和某种坚持。他的坚持表现在,虽然莫言已经身在北京多年,亲身体验了大城市的生活,并已有了相当的理解和关注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但是,他却将这样的城市经验最终转换成另一种角度来思考中国和高密东北乡的乡土现象与乡土内涵,从而在作品中更典型更深刻地表现乡土。
启鹏先生也有着相似的经历与体验。
启鹏先生的作品提醒我们, 现代文明尤其是城市现代文明当然很好。现代文明中的乡土文明也很好,乡土文明是城市文明不可替代的元素。我认为我们现在更应该从现代文明的角度去思考传统文化、思考乡土文明,思考在现代文明的大背景下如何更好地保护、支持、关注和发展乡土文明,让乡土文明日益成熟,日益灿烂,而不是相反,这才是乡土文明要走的正确道路。
莫言始终从文学的角度保护、发展和宣扬着中华民族的乡土文明,这是非常可贵的。这种努力体现了莫言的乡土情结,体现了他的聪明才智,也体现了他和他的作品的重要价值。莫言对乡土文学的坚持以及他从城市文明的视角对乡土文学拉开适当距离的判断和抒写,为新时期的乡土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更彰显了莫言的乡土性。
启鹏先生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努力。
莫言从来都是民间文化的热情吸收者,他同时也学习、借鉴、吸收着外国文化,不过前者更加突出。他对已经融入乡土的一切文化元素都在不断地充分地吸取,并有效地转化为自己的元素。他是自己所生活的土地上最有活力的文化吸收者、传承者和推广者。
常年住在深圳和北京的启鹏先生,也比较注意学习、借鉴、吸收外国文化,并应用到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中。
莫言说,他从小在父母、亲人、乡邻那儿接受的故事和信息,后来都沤化在他的作品中了。这些来自乡土的人物与故事是最有生命活力的。通过莫言的作品,我们能够看得到他对自己这块土地上所产生、所承载的许多东西,比如神话、童话、传说、民间故事等等,莫言都取其精华,运用到文学创作中。
启鹏先生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作家有效地自觉地吸纳乡土元素,为自己的创作所用,使作品具有较为鲜明的乡土性,乃聪明之举。
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奠基人弗洛伊德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一生一直进行着生理学和心理学研究。《释梦》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他在心理学上做出巨大的贡献。他强调人的潜在意识在人的行为中的极端重要性;他发展了精神分析技术;他创造了关于人的个性的理论,简化了关于不安、压抑、冲动的心理学理论。他卓绝的学说、治疗技术以及对人类心理隐藏的那一部分的深刻理解,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心理学研究领域。他创立的学说,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人类本性的看法。
尤其是,他还提出了许多具有世界性应用价值的术语,如“本我”、“自我”、“超我”等。
把每个人的“我”分为“本我”、“自我”与“超我”,这是弗洛伊德的三我分立学说,是他对人类如何认识自身的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作为一个自然人的“我”,乃是客观存在的个体,“我”的大小高低、好坏优劣,是明明白白摆着的,既不能扩大缩小,更不能黑白混淆,这就是“本我”。以“本我”为蓝本,对内,每个人对自己的认知便形成“自我”;对外,社会和家庭各类人对“本我”的评价便形成“超我”了。“自我”的要求在自知之明;“超我”的要求在知人之明;“自我”与“超我”越接近“本我”越好。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对于一个自然人来说,“本我”、“自我”与“超我”常常是有所不同的三个概念与内涵。
一个人在其一生中,“自我”与“超我”很难完全回归到作为自然人的“本我”的根本上,当然这三个圈圈更难重合在一起。因此,无论是谁,在其一生中都必须不断地认识自己,而人们同样必须不断地认识他。说是盖棺定论,却常常是盖棺后还不能定论。千秋功罪,仍须由世人评说!
几十年来,启鹏先生和我一样,一直在“本我”、“自我”与“超我”的轨道上踯躅与徘徊,希望自己努力从“自我”与“超我”的影子中走出来,回归“本我”,可是谈何容易啊!生活、学习与工作,家庭、学校与社会,赋予我众多的身份与角色。我常常从这些身份与角色出发,例如儿子、丈夫、父亲、爷爷、学生、老师、知识青年、一般干部、领导干部,等等,以自己习惯的逻辑思维方式去思考自己,认识自己,问问自己到底是谁,是怎样的一个人,从何而来,又将走向何处,为什么活着……试图回归“本我”。我在三十而立时并未全立;四十而不惑时仍有不少困惑;五十而知天命时尚未知天命,也未全达自知之明;
不过,“本我”、“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关系总比先前厘清了一些。
我想:如果“超我”大于“本我”而“本我”又大于“自我”,这就是人生理想的生存状态;如果“自我”大于“本我”而“本我”又大于“超我”,这就是人生糟糕的生存状态;如果“自我”小于“本我”而“本我”大于“超我”,这就是人生过得去的生存状态;如果“自我”大于“本我”而“本我”小于“超我”,这就是人生更加过得去的生存状态。我呢,我的生存状态还算过得去吧。启鹏先生的生活与创作也印证了这一点。
洪荒大造先,浩浩无穷纪。太始未有人,谁人为父子?《清顺治皇帝醒世碑记》中写道“来时糊涂去时悲,空在人间走一回。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长大成人方是我,合眼朦胧又是谁?不如不来也不去,来时欢喜去时悲。悲欢离合多劳心,何日清闲谁得知?”消极却又清醒地提出对于生命行程与生命本质的疑问。谁是我?我是谁?为何而来为何而去?这亘古的天问谁来回答?启鹏先生,我,我们,我们每个人。
每个人都应当在“本我”、“自我”与“超我”的三重家门里认真地不断地寻找本真的“自我”。启鹏先生和我在岁月的风云中,不停地拨开“自我”与“超我”的迷雾,不懈地追寻着“本我”。
寻求“本我”,对于启鹏先生和我,都是一辈子的事情。

 【作者简介】:林继宗,男,中国学术发展科学研究院客座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际潮人文学艺术协会会长,世界华文作家交流协会学术顾问,美国风笛诗社成员,国际潮人文化基金会荣誉董事长,中华散文网创作委员会副主席,广东省潮汕文学院院长,《中国作家》签约作家,中华诗词博士,原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汕头市作家协会主席,潮汕星河奖基金会名誉会长。已经出版各类文学专著21部,共1036万字,先后获得全国大型征文活动优秀系列长篇小说一等奖、中国散文精英奖、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年会一等奖等国际、全国、省部级等各类文学奖10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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