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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显身的“导演”》漫话写作(18)孙武臣

2016-12-14 16:19| 作者: 孙武臣|编辑: 中国散文网| 查看: 6004| 评论: 0

  人类如果只有感性没有理性,将会是怎样的混乱?监狱里几乎每一个犯人都是这种混乱的见证。他们全是只凭感情冲动一时,全无理性的冷静,才陷入了犯罪的泥淖。惟文学创作可以例外,排斥与拒绝理性,只凭“跟着感觉走”就可以穷尽创作全过程了吗?显然步入了误区,片面理解了文学创作的本质特征。这个认识问题不解决,对创作的不利影响就会依然存在。

  那么,理性从何而来?这就不能不了解一点人的心理结构的常识。

  如果要把人的心理结构用一个层次图形表示,可能用一个塔形能更形象更简明地显示出来。最大的塔底部分是无意识,它的上面是潜意识,再上面是前意识,最上面是显意识。能把人的意识作出如此的分类,虽然不是奥地利著名精神分析家弗洛伊德一个人的功绩,但他是心理学的创始人。

  这四类心理结构层次并非呈机械性物理运动,而是一个彼此互为联系的有机整体,它们呈隐显和沉浮运动状态,即连贯性地不断沉淀和升华。它们之中,只有显意识和前意识(记忆意识)是我们能感觉到的,而潜意识是半意识半无意识的朦胧模糊的意识状态,至于无意识则是全然意识不到和感觉不到的。如果将心理结构比作一座海上冰山,我们看得见的只有十分之一,而冰山的最大部分在水下,我们看不见它,但它却是冰山的雄厚而坚实的基础。无意识正是其他各意识层次的基础,没有无意识就没有其他意识的结构层次。

  无意识的积淀对人类的影响之大不可估量,我们过去因为惧怕陷入唯心主义而对此的研究几乎为零。现在我们逐渐认识到无意识的重要了。

  无意识之于文学艺术创作者,甚至有人说是“艺术的人格升华”。它的积淀几乎决定着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所以,我把它称作不显身的“导演”。

  无意识的形成,从途径上看,大体是两个方面:一是民族历史、社会历史经验的积淀成为的无意识,叫做集体无意识,往往形成了民族、国家的共性;二是个人的历史经验的积淀,由于每个人生活环境、人际关系、接受教育、际遇命运的种种不同,每个人的个性也有所不同。总之,两种积淀都是社会实践和生活实践形成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它不显身就像有些书中讲的将无意识封闭化、神秘化、先验化。

  无论是集体无意识的积淀还是个人历史经验的积淀,我们都可以理解为文化积淀。讲求深刻和本质,必然要运用“文化积淀和文化解析”,从这一宏观层面讲:文化制约人类、文化铸造性格,也决定着人的命运。所以任何人都不可能挣脱包裹和浸润着他的文化。继而可以说,文化的积淀形成了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一个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不管当今的一些青年作家如何的不大感兴趣谈及“三观”,但谁也不能停止文化在自己心理结构中的积淀,谁也不可能没有“三观”,只是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而没有意识到正是无意识积淀到使你的思想行为变成了本能。汶川大地震时,上课的老师不知道有多少,许多老师指挥学生先跑出教室,自己才最后一个跑出去,还有老师为了救学生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也有“范跑跑”这样的所谓“老师”,不管学生死活,自己先跑,活命要紧。你一定要问他们当时是怎么想的,他们或许都能说些什么,或许都说不出什么,其实最真实的话应该是什么都没想,因为来不及。他们在实践中所形成的人生经验,即他们的无意识积淀已成为他们的心理意识中的内驱力,这种内驱力也就是你那位不显身的“导演”命令着你在千钧一发时的选择:有的选择了崇高、果敢、奉献;有的选择了卑下、懦弱、自私。可见,无意识的积淀决定了人格的崇高和低下。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决定”的过程,平时积淀的无意识会不断转换、升华成为自觉的显意识。从哲学上说就是量变到质变的道理,当有了质变,内因也就生成,外因也就可以通过内因起作用了。于是不能说在急迫的瞬间,起命令作用的只有无意识,没有显意识。看似突发事件带有偶然性,但应对的不同选择中已经包含着了心理积淀后的必然性了。明白了这些哲理对提高写作质量大有好处。

  无意识的作用在创作中表现出两种类型状态。

  一是一致状态,即作家的主观认识与作品客观效果是一致的。比如,粉碎“四人帮”后,作家刘心武的第一篇作品《班主任》中有两个学生一个情节值得注意,一个是带有流氓习气的宋宝琦,他被“四人帮”爪牙教唆起来造反,把《牛虻》视为“毒草”横扫,不足为奇;令人惊奇和深思的是另一个学生谢惠敏,她是班干部,好学生,也把《牛虻》一类的外国文学作品视为“毒草”。这个学生形象的典型意义,作家显然是意识到的,他告诉读者:“丰富的生活素材经过反复的咀嚼、消化,精华便逐步浓缩成了艺术构思——我要写出‘四人帮’给我们教育战线的内伤,我要满腔义愤地告诉读者:不要仅仅注意到张铁生式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丑类,还要注意到宋宝琦式的畸形儿,更要注意到谢惠敏这类青年学生身上的问题!”这正是《班主任》深刻之处,坏孩子好孩子心灵都被毒害、扭曲,“文革”贻害无穷!

  多数创作是属这种心理状态,“反复的咀嚼、消化,精华便逐步浓缩成了艺术构思”。这显然是理性在创作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是矛盾状态,是指那些世界观与创作呈矛盾状态。比如,巴尔扎克、老托尔斯泰等,都是谈这个问题的典型例子。恩格斯、列宁指出他们的世界观、政治立场与他们作品的客观意义相悖的事实。恩格斯说:“是的,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保皇党。他的伟大作品是对于上等社会的必然崩溃的不断的挽歌;他的同情是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虽然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讽刺却是最尖刻不过的,他的嘲弄却是最毒辣不过的。他以毫不掩饰的赞赏去述说的仅有的一些人物,正是他的政治的死敌。”“巴尔扎克既是不得不违反他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就看出了他所心爱的贵族的必然没落而描写了他们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他就看出了仅能在当时找得着的将来的真正人物——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巴尔扎克老人最伟大的特点之一。”同样,列宁也指出托翁虽然主张信奉“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但他的作品却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并称托翁是“伟大的良心”。的确,良心良知是许多伟大作家的无意识积淀成的基本素质,决定了他们要把真实视作艺术的生命力。最典型的悲剧是果戈理,他虽然生存于地主贵族圈子里,却能真实地揭示出十九世纪俄国愚昧、野蛮和残酷的现实,剖析了俄国人身上的民族劣根性,尖锐地讽刺了俄国地主和官吏身上一切丑陋的东西。代表作是《死魂灵》。后来他违背良心良知地写了《死魂灵》第二部,讨好地主贵族;但很快就在正义声讨声中,他终于决定坚守对现实生活的良心良知,他在羞愧的心境中,焚烧《死魂灵》第二部书稿,随即懊悔地死去。这是个很能触动写作者心灵的悲剧。

  这种创作上表现出的矛盾在社会变革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作家的无意识积淀形成的惯性思维有其稳定性、顽固性和保守性,从而构成他们对急剧的变革的态度倾向常具模糊性。比如,新时期文学起始时农村题材的作品这一特征十分鲜明。作家一方面对农民进城打工,追求和向往城市文明的重大变革作真实的描写,但却也掩饰不住对几千年来农民依附土地的观念产生动摇的置疑和忧虑之情。类似的心理矛盾在名家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古船》、《苍生》等名作中都有所显露。但我们的作家在情感与理性这对矛盾对立统一的关系上感悟得不多,因而缺乏理论的自觉,这对提高创作实在不利,也说明了我们作家的不够成熟。

  理性也需要培养,首先要学习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是过去我们错误理解成的教义,有了它就有了对社会人生活动中的诸如科学的、道德的、审美的、政治的、经济的等活动做理性的深层反思的“武器”。所以最近我们做出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决定中,首先就让干部学习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比喻说,哲学是地基,专业是楼房,我们既不能只打地基不盖楼房,也不能只盖楼房不打地基,地基不牢,楼房必塌。这个道理浅显,但不静下心来,就不易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