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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长篇小说选刊》:黄冈秘卷

2018-4-16 09:05| 作者: 刘醒龙|编辑: admin| 查看: 1265| 评论: 0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18年第2期整刊登载刘醒龙最新32万字长篇力作《黄冈秘卷》!

《黄冈秘卷》首要的,是要提起人们的重新回忆。黄冈大地人文品格与众不同,历史上的“五水蛮”留给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别样的血脉,也是因为“五水蛮”恶名远播,才有当年朝廷将失宠与失意的杜牧、王禹偁、苏轼等人谪贬到作为蛮荒之地的黄州。这种历史的恶作剧,无意之中将黄冈这块土地打造成壮心与诗意并存的贤良辈出所在。一个小小村落中人的壮心与贤良,是这部小说的筋骨。

——刘醒龙

内容简介:作品塑造了耿直性格的主人公“老十哥”革命、反腐、退休的一生,展现了一位典型黄冈人一辈子的命运,通过修组织史、修族谱两条线索,反映出“老十哥”对党的事业、对自己信仰的矢志不渝的忠诚。

作者简介:刘醒龙,男,生于古城黄州。现任《芳草》文学杂志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凤凰琴》《秋风醉了》等,已出版长篇小说《威风凛凛》《一棵树的爱情史》《圣天门口》《蟠虺》、长诗《用胸膛行走的高原》等,作品翻译成英法日韩和阿拉伯等多种文字。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天行者》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此外,还出版有书法作品集《刘醒龙笔记书法展作品集》和《刘醒龙墨迹》等。

本刊视角:《黄冈秘卷》是一部向父辈、向传统精神致敬的作品,它延续了刘醒龙一贯的真诚与宏阔,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密切关注与深入思考,探索当前社会关切的根本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艺术性。刘醒龙的作品一直在关注现实和普通人,对底层和普通人抱有同情和关切,是“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一种表现。

黄冈秘卷(节选)

文|刘醒龙

1

凡事太巧,必有蹊跷,不是天赐,就是阴谋。

一个刚刚上高中一年级的花季女孩,从未见过面,第一次交谈,便恶狠狠地表示,要变身为杀手,到我的老家黄冈寻仇。

另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是这个世界上最熟悉的,用从未有过的躁动,气急败坏地说,有人要打她,揪她的头发,要她的老命。

如此天壤之别,又都带着某种戾气的话语,是通过电话传来的。

第一个电话是朋友少川从北京打过来的,她没有说那些凶神恶煞的话,说那些话的女孩名叫北童,是少川的女儿。

少川在电话里说:“你的一篇散文激怒了我家的高一女生。”不等我问清楚,正在上高中一年级的北童便拦路打劫抢过话语权,说了一番打打杀杀的话。事后我才知道,一向很乖巧的高中一年级女生正待在少川的书房里看书。得知某篇散文是我写的、我就是黄冈人时,北童便条件反射一样蹦起来,非要少川打电话给我,然后抢过少川手中的电话,冲着我乱嚷嚷。

“这世界对黄冈的恨有多深,天都不晓得,只有我们自己晓得。我们班已经三次举手表决,要我化装成杀手,杀到你们黄冈来!”

好不容易挂断这听上去颇为恐怖的电话,我不得不用心思量。以我对朋友少川的了解,她生养的女儿,哪怕用最低标准进行抚育,或者说只继承了母亲身上的一部分优秀品质,自己再在乱糟糟的街上随便捡些别人不要的恶劣性格,也不应该如此叛逆,小小年纪就敢放肆地对一个从未见面的叔叔口称“杀杀杀”。一般来说,这样的话只有混迹街头的无良少年才喜欢挂在嘴边上,再就是电脑游戏的沉湎者,还可以加上开私家车的路怒族。同时,我也略有奇怪,少川分明听见女儿北童说话很不合适,不知为什么,没有出面阻止。

北京到武汉的距离乘火车有一千零八十公里,在电话里,主要是高中一年级女生的响亮声音,此外还能清晰地听见朋友少川,在一旁轻声朗诵苏东坡的诗句,不是众所周知的《赤壁怀古》和《寒食》那几首,而是非痴迷苏东坡的人不大知道的《初到黄州》,听得最清楚的是那两句“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近几年,差不多每年都有机会与少川在某个活动上不期而遇,相处的时候,但凡有不顺心或者不顺眼的事情,她就会用接近默诵的方式,来几首苏东坡的诗。她自己说,在家里时,遇到不轻不重、没必要追究是非的事情,也是这样做的,还说这是母亲从小教给她的办法。在同行中,大家都喜欢同少川在一起。认识少川和不认识少川的,都跟着传说,在我们这一行中,少川的性格若不是最好,也是第一好。

我也不例外。我对少川的好感不是因为她的好性格,而是别的原因。刚迁居武汉的那年,我到北京参加一个活动,第一次见到少川。当时她坐在一群女人中间。别的女人各自都有引人注目的招数,唯独少川端坐在那里,偶尔冲着不知谁个浅浅一笑,或者举起左手冲着某个方向用几根手指轻轻动几下,替代那种夸张的招手。第一眼看到她时,心里就咯噔一响。再看一眼,心里仍旧咯噔作响。问过身边的人,才知道她叫少川。

曾经以为“少川”是她的笔名,成了朋友后才知道“少川”是她的本名。这名字让我想到黄州城内著名的汉川门,出了汉川门就是东坡赤壁,既然用“少川”做名字,就有点与苏东坡做邻居的意味,喜欢诵读苏东坡的诗也就是必然的了。实际上,她叫不叫少川不是关键,关键是我第一眼看见她时,就想起了家中的大姐,她那模样实在是太像大姐了。认识之后更发现,她和大姐是同一年出生的。少川与大姐的差别在于脸上的酒窝。如果大姐将自己脸上的两只酒窝分一只给少川,或许连我这个做弟弟的都有可能认错人。少川脸上什么也没有,大姐脸上有两只酒窝。这是她俩最大的差别,也是唯一的区别。

那次活动后不久,在上海又碰上少川。这一次是开会,碰巧她坐在我左边,我坐在她右边。轮到我发言时,我讲了语言的标准化,会导致语言魅力的消失,强调方言不可滥用,但不可不用。说话时,我还将我们家最常用的两句方言,“嘿乎”和“不嘿乎”,当作例证做了说明。在场的人都没听过如此方言,都在那里发愣时,坐在身边的少川独自捂着嘴笑起来。少川笑的样子很清楚也很明白,主持人当即要她解释一下这两句方言的意思。少川对“嘿乎”和“不嘿乎”的解释还算到位。不等散会,我就急着问少川,如何知道这黄冈方言的来历。少川轻描淡写地表示,她家有人会说几句黄冈话。少川没有多说,我也不好多问。我听别人议论过,少川的前夫在少川坐月子时,与别的女人红杏出墙,少川知道后,二话没说,拿笔写了一份协议,了断了夫妻关系。因此,我理所当然认为,那个会说几句黄冈话的人一定是她的前夫,而且从不触及这个所谓的软肋。

正是这两个方言语汇,我和少川正式有了友谊。算上这一次,至少有五次,我人在外面的街上,忽然觉得少川有事要来电话了,转身回到家里,电话铃正好响了,而且真的就是少川打来电话。这一次又是如此,我懒得做饭,到街边小餐馆里要了一份滑藕片和一份青椒肉丝,再来一瓶啤酒。餐馆的服务员弄错了,将青椒肉丝弄成香芹炒肉。我莫名其妙地发起火来,一挥手,将那香芹炒肉扫进垃圾桶,还说,这单算我买了,再来一份青椒炒肉。平静下来后,一个人正在细嚼慢咽,心里忽然有了灵感,赶紧三下五除二,将桌上的食物扫个精光,回到家里,坐了一会,见没有动静,便随手拿起一本书,还没开始看,电话铃就响了,拿起电话,一听那声音千真万确就是少川,而且所说的主要话题就是香芹一类的菜。她记得我曾说过,在所有蔬菜中自己最讨厌芹菜,当时她没注意,现在才想起来。少川不理解,为何还有人不喜现今最流行的保健蔬菜。我告诉她,小时候家里情况困难,不得不一日三餐吃那种只放盐、不放一滴油的野芹菜,到后来不仅全家人都讨厌芹菜的味道,就连学校里的同学都不喜欢我家孩子身上的那种野芹菜气味。

由是这个电话,我心里有过一闪念,少川是不是自己一直在寻找的可以相伴到白头的人?

几乎是在同时,自己又否定了。

如果说我与少川真正有着某种关系,一定高于男欢女爱。

朋友们也看出来了,都说我和少川是塑料花情人,男女情感是假的,天长日久是真的。

那一次我们在西藏又碰到一起了,从岗巴返回日喀则时,沿途的沙石路,因为雨水冲刷,极其难走。西藏那里虽然天黑得晚,我们乘坐的车辆到达休息地的时间更晚。因为天黑,又因为是在西藏,我和少川坐在一起,说了许多平时不可能说的话,其中就有我对她的感觉。那是我与她的交往中,仅有的一次见到她放声大笑。此后几天,直至我们即将离开西藏,坐在贡嘎机场等飞机时,还有人在追问,那天晚上少川失态原因。少川望着我,还有我身后玻璃窗中透出来的雪山,一五一十地将那天晚上的情形对大家说了,还请大家就她和我的未来关系举手表决,结果同意往爱情方向发展的人数为零,所有举起来的手,都只赞同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在西藏旅行,男女之间的一点点火花,都会迅速燃起爱情的熊熊火焰。反过来,一对男女,在西藏走上七八十来天,还没有将爱字说出来,回到内地,哪怕用绳子捆在一起也做不了夫妻或者情人。

友情与爱情并不像茶余饭后家长里短说的那样,前者是狐朋狗友纠集在一起,任何话敢说,任何事敢做。后者是天荒地老加天马行空,除了爱与情,不与任何世俗相关。现实中,爱情之花要结果时,一定会被俗务缠身,不要说直系亲属,就连几个表哥、几个表妹,都要查个水落石出。反而是那种没有利害关系的友谊,比如我与少川,却能做到恬淡时如冰川前面的第一汪水,猛烈时又像整座冰山突然崩坍。

有时候,我也会想,自己与少川的友谊和友情到底有哪些不同凡响之处。记忆中,少川每次打电话来,都是从报纸或者电视中看到了某个新闻。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九日的当天有新闻称,湖北荆州与沙市合并改称为荆沙,那是少川第一次来电话的诱因,她很生气,电话里声音虽然如平时那样温婉,气质却是火山爆发一般。两年后的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又有新闻称荆沙改回去了,依旧称荆州和沙市。这一次少川来电话不仅没有欣赏,反而更加生气。其他诸如一九九五年春天天河机场正式启用,秋天时,武汉到宜昌的高速公路全线贯通,少川都曾来过电话,说是从没到过武汉和宜昌,说不定什么时间就会过来走一走。在电话中,一向都是少川提出话题。只有一九九六年五一节之前,外面传得沸沸扬扬,说黄冈县就要被撤销。我和少川在电话里说话时,那情绪是由我主导的。我实在太生气了,将大名鼎鼎的黄冈县弄没有了,千古传诵的黄州成了纯粹的文化符号,这不是将活着的历史、生机勃勃的经典,往死里折腾吗?少川一再安慰说,黄冈和黄州是谁也撤销不了的,说不定过几年,就像荆沙和荆州、沙市那样,说改回来就改回来了。

少川打电话来,让上高中一年级的女儿同我说话,这还是头一次。

高中一年级女生对母亲的蓝颜知己一点也不客气。

北童一再声称,不要小看她,以为她不过是纽约小意大利区的邻家女孩玛蒂达,上次考试之前她的确还是那个替职业杀手里昂伺候一盆万年青的小女孩,考试一结束,她就成了怀揣装有消声器的“伯莱塔92”手枪的女里昂。听北童说话时,我在电话这边不禁笑出声。高中一年级女生所说的,是好莱坞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中的男女主角,最近一阵,在盗版光碟黑市上很流行。如果不是少川,如果不是被称为刘叔叔,我会问她所观看是在美国放映的经过删节的正式版,还是德国和意大利放映的原始加长版。当然,我也没有看过加长版,只听说加长版有令人激情澎湃的情色长镜头。

我的隔着长江和黄河,隔着大别山和泰山的笑声,让远在北京的高中一年级女生大为不满,北童十分严肃地说:“有关黑色火药的配制方法,是中学化学课的启蒙内容,我们班上五十名同学已经商量好了,每样化学物质,每人只买二十克,说是上化学课要用,就没有人怀疑了。二十克乘以五十人,就有一千克,也就是一公斤了。你要是还不相信,到时候就晓得厉害了!”

我赶紧回答说:“我不是一百个相信,而且是一百二十个相信,相信你和你们班上的五十个同学,男的全是诺贝尔,女的全是诺贝尔夫人,都是会制炸药的化学天才。”

好不容易放下电话,人还在喘气,又有一个恐怖电话打过来。

我看了看手表,两个电话,相隔不到五分钟。

这两个电话里说的话如果真的兑现,不知要吓坏多少人。

第二个电话是母亲打来的。

母亲伤心地说:“你伯要打我!”

母亲还伤心地说:“你伯想将我的头发一根根地全揪下来!”

母亲怕我们不相信,还补上两句:“真的,你伯要打我!你伯是真的要打我!真的要揪我的头发——”

母亲说前一句话,意思表述很完整,后面一句话,还有一些内容没有说出来,作为她的儿女,不用她说,我们也会懂得。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内容,与一只福特轿车车模发卡有关。母亲其实想说,有人恨不得将她的头发一根根地拔光,别说福特轿车车模发卡,就是最普通的铁丝弯成的发卡也戴不成。

隔山隔水,隔着时空,隔不断我们家全体成员共有的淡定。从大姐到小妹,在接下来互相通报时,人人都会不轻不重地笑上一两声。何况当时,小妹一家正好在我这里。我们相视一笑时,小妹的女儿还冲着电话叫了一声。

小妹的女儿转过身来小声对我们说:“外公打外婆,那我就打外公!”

我们说:“谁也不许打外公!”

小妹的女儿说:“那谁也不能打外婆!”

我们说:“外公打外婆时,用的是空气!”

小妹的女儿说:“太好笑了,空气怎么能打人呢?”

我用巴掌做了一个太极推手的姿势。小妹的女儿清脆地笑起来,说这不叫打人,这叫扇风。

相比之下,母亲曾在电话里不下十次告诉我们:“你伯又在背那绝命文章了!”

母亲每说一次,从小妹到大姐,全家人反而真要提心吊胆。

将父亲称为伯,是黄冈一带家家户户的传统。

我们家早就搬到距离黄冈老家将近两百公里的大别山中,在异地异乡继续将父亲称为伯,常常遭到当地人猥琐的讥笑与真诚的疑惑。

没办法,这是祖父生前定下的规矩。

祖父曾说:“除非你伯也不叫我伯,不然你们就得叫他伯。”

我们的父亲当然改不了,我们只好跟着学样将父亲称作伯。

祖父生前还有一个规定。我记得这个规定是大姐告诉我,弟弟记成是我告诉他的,二妹则认为是弟弟告诉她的,至于小妹,她总说是二姐反复嘱咐的。但是,所有这些人全都否认自己说过这样的话。不管怎么样,在我们家确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为了记住从祖父到父亲再到我们,这条延续下来的根是在黄冈,除非万不得已,否则,我们只能以“这个县”来称呼,离开黄冈后,重新开始新生活的新的县份。

我们的父亲离休之后,继续生活在这个县里,虽然身体依然健康,出门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少。

我们的父亲越少出门,我们叫伯的次数就越多。

很多时候,我们是故意的,是受母亲暗中指使,乘长途客车回来,或者打电话回来,有事没事地叫一声伯,多与父亲说说话。哪怕父亲只是沉重地应一声或者说一个字,母亲的心情也会轻松一点点。

回头来看,每当母亲轻声叹息,暗示自己有某种不舒服了,非得出门寻医问药,我们的父亲便将心情沉重地挂在眼皮上,那既像乌云又比乌云沉重许多的一种东西,极有可能掉下来砸伤自己的脚背。

母亲总是如此,自己一天到晚抱着那只黑乎乎的中药罐,只要我们的父亲呼吸稍有不均,或是出气声略大了一点,便即刻放下正喝着的汤药,走上前去牢牢盯着那分明很正常的鼻翼与嘴唇,带着中药芳香的双手绷得紧紧的,随时准备抓起近处那只小葫芦状的速效救心丸。

每逢这种情形出现,我们的父亲都要用十分轻蔑的口吻说一句:“我还死不了!”

只有听到这话了,母亲的昏花老眼才会挪开。如果情形仍旧有些不对,母亲一定要等到他补上一句,才会转身回去继续喝那汤药。

母亲还想听到的这句话是:“我还不想去死。”

母亲经常向我们形容父亲咳嗽如何厉害,有时候还大惊小怪地将地上来历不明的红色印痕,当成父亲咳出来的血迹。甚至明知那些红色印痕与父亲毫不相干,也照样大呼小叫。前年夏天,家里有人不小心将红苋菜叶踩在地上。在红色汁液面前,母亲的惊慌失措很快被证明是张冠李戴。第二年,也就是去年夏天,母亲几乎一模一样地又将一年前犯过的错误重新错误一次。

通常情况下,母亲的大惊小怪都如小学课文中“狼来了”那样不真实。

当母亲说父亲身体出毛病时,往往是母亲自己身体状况不佳。

有一次,家人都在时,老老少少的身体情况分明不错,除了笑语喧哗再无别的杂音,偏偏母亲听见什么,顽强地提醒父亲说:“你又咳嗽了!”

这时候,我们的父亲总会表现得很不高兴,总会反击母亲说:“分明是你自己在咳嗽,就不要嫁祸于人!”

父亲的话似乎更正确,只要这么说了,母亲就会真的咳嗽起来。惹得家里那群孙辈,乱纷纷地围上去,挥着各自的小拳头,在母亲的后背上细细密密地拍拍打打起来。

我们的父亲偶尔发起脾气来,指责母亲不该如此说话:“你这么做是在搞阴谋诡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瞒天过海,声东击西,围魏救赵。”

我们的父亲一定是想了好久,这才在他的儿孙面前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典故。

母亲毫不生气,父亲说话越多她越是开心。母亲笑眯眯地正要回应时,有孙辈在耳边提醒说,可以用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来回敬。母亲没有听孙辈的话,她有自己的说法。

母亲说:“人身上的病痛是以预防为主,说严重点不会坏事。不比有些当领导的,开会吹牛工厂如何兴旺,上电视吹牛农村如何富裕,对上级吹牛白水点着了灯,对下级吹牛点灯只用白水,这样的人才是要坏国家大事的阴谋家!”

这些年,家里奇异变化正在这里,从前我们的父亲,开口闭口必是国家大事。母亲向来只管柴米油盐。后来,父亲不说国家大事,也不说柴米油盐。母亲柴米油盐也管,父亲表面不管的国家大事她也顺带管了起来。

“每逢如此,伯就会左眼看天,右眼看地,左脸在向上下扯,右脸在往左右拉,鼻子都快横过来了。”

这话是大姐说的。

大姐的意思是,我们的父亲情绪高低冷热转换太快。

母亲的情况也在发生变化,以往从不轻言自己有病,现在动不动就说不舒服,从头到脚,从脚到头,用不了多久,就会上上下下来一遍。没过多久,母亲精心设计的这些情形就被揭穿了。

腊月初八这一次,母亲突然打电话,劈头盖脸就是一句:“你伯要打我!”

母亲在电话里诉苦,说父亲越老越狠心。以往母亲如此诉苦往往会说自己不舒服难受了一整夜,他都不肯上街买药,还怪里怪气地说,都成了老妖婆还在那里撒娇。母亲则会千篇一律地回答,自己这辈子除了吃奶时可能撒过娇,再往后就不知道女人除了任劳任怨还应该撒娇装嫩。

大姐和小妹后来说,听到母亲的话,她俩回应了同一句话:“你是不是想吓死我们呀?”

大姐和小妹敢这样说话,是以对母亲的深刻了解为基础的。母亲说话的内容与之前大相径庭,语气也的确有几分恐怖与恐惧,但在每个字的间隔处,还流露着一如既往的慈善。

果然,母亲接着说:“你伯早上刷完牙后,突然拿起一把扫帚要打人。”

不用听完母亲的话,我们就能想象父亲像扫地那样顺手拿着扫帚,并不是将扫帚倒过来握着。顺手拿着扫帚时,那些用来扫地的毛茸茸的芦穗,打在人身上也没有多少意思。若是将扫帚倒过来拿着,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无论是用竹竿做扫帚把,还是用木棍做扫帚柄,打在身上就会青紫,碰到头了肯定开花。父亲用毛茸茸的芦穗在母亲身上扫了一下,也是非同小可的大事变。至于揪头发,我们也能想象,父亲的手上的皮肤越来越粗糙,以往就曾因为伸手去摸家中小女孩的头,导致小女孩大喊大叫,说干吗揪我的头发呀!其实是手上的皱褶裂缝夹住了几根头发。

母亲说:“用气球打人,打不死人,但气得死人!”

母亲说这话时,我们的父亲在电话里千载难逢地吼起来:“女人老了不会撒娇卖弄,却擅长装神弄鬼,什么藕,什么汤,都是装的,无非是想骗老子,要老子拖着一把老骨头上街去丢人现眼,不想这把老骨头十天半月都不出大门一步,变成陈年累月的老腊肉。”

我们的父亲吼到不想再吼了,母亲才小声埋怨:“宁肯将自己的老伴当成恐怖分子本·拉登,当成台独分子李登辉,就是不肯当成朝夕相处的亲人!”

母亲声音越小,我们听得越明白,这一次,父母为之争吵的事,不是为了出门买药,而是去菜场买莲藕。腊月初八一般要吃腊八粥,但这东西吃下去不易消化,加上这一阵父亲的肠胃略有不适,母亲清早起来,就要父亲去菜市场买些莲藕回来,准备煨排骨藕汤,用来替代腊八粥。母亲一连说了三遍,她这样执着也是有道理的。我们的父亲一向喜欢说,天下的莲藕只有巴河莲藕为最好,刘家大垸的小秦岭下面那座藕塘里的莲藕又是巴河莲藕中最好的。以往家里要买莲藕,祖父在世时,总是由祖父去菜场挑选。祖父不在了,就由我们的父亲继承了这份责任。前几年,不用母亲说,父亲也会主动去菜场。如今,母亲无论怎么说,父亲就是不肯动步。

母亲多说了几句,我们的父亲就生气地嚷嚷:“这个县的莲藕都像树根,有什么好吃的?真想喝藕汤那就早点说,我打电话让老十八送一担巴河莲藕来,让你吃上半年,直到吃腻了为止!”

母亲一开始没有让步,回嘴说道:“你是老糊涂了!这么多年,吃这个县的米,喝这个县的水,全都没病没灾地过来了。到如今,吃萝卜时硬要说不如沙子岗的萝卜好吃,吃包面时说不如马槽庙的包面好吃,吃豆腐时说不如八卦井的豆腐好吃,只要是这个县的东西,天生都不如黄冈,就差没有说天下万物都不如黄冈的,天下的人也不如黄冈人!”

我们的父亲在山里工作了大半辈子,但凡谈论工作,特别是与王朤伯伯一起时,话语当中仍旧免不了流露对这个县的不满意,总觉得这个县的人说话做事永远摆不脱山沟里的味道。用得最多的词是小桥流水与大江东去,前者用来形容山里人,后者是比喻自己。

有母亲这话在先,父亲更来劲了:“这话算是说对了,我就是想这么说,但我是组织的人,不能说违反组织纪律的话。所以,你说这话正好,可以让人就汤下面,但这些话还是算你说的,与我无关。你想想看,这个县情况好的时候是谁当主官?后来弄得像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又是哪些人当主官?”

母亲也是急眼了,竟然脱口说道:“那我再替你说句心里话,这辈子没有让你当县里主官,你才这么难受,才这么让人难得伺候!”

正是由于这句话,我们的父亲才操起那把扫帚挥了一下。

自此以后,母亲不再有使唤父亲出门的企图。不管什么事,哪怕是生病要吃中药了,也是自己上街去解决。如此一来,时间久了,母亲一声轻叹,反而变成父亲的阵阵长吁。

我们的父亲用芦穗捆扎而成的扫帚在母亲身上扫了一下。

如果是用旧了的扫帚,那毛茸茸的芦穗还有些硬,会刺人。我们的父亲用的扫帚是为了过年而新买的,毛茸茸的芦穗柔软得像是母亲的头发。

虽然很快就要过年了,过年时所有人都必须回到父母身边,大姐还是不辞舟车劳顿,专门回了一趟家,随后便打电话向分散在各地的弟妹们如此形容。

按照各种年纪的相应标准,我们的父亲确实还能称为健康。我们能知道的他身上的主要毛病是血压不稳。大姐回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劝母亲,父亲不想出门就别强行撵他出门,凡事有利就有弊,再好的事,让人不高兴就不是好事,别人觉得好的事,自己觉得不好的也就不一定是好事。父亲能少出门也就能少犯高血压,谁能说清楚是坏事而不是好事呢?

大姐话里所指我们都清楚,父亲每逢要吃降压片,十有八九是在哪儿碰见挂着公家车牌的轿车了。

2

如果父亲不是我们的父亲,我们也很难想象,这个世界里还有人对代表工业化水平的轿车咬牙切齿到如此地步。父亲实在不想对那些铺天盖地横冲直撞而来的各色轿车多看一眼,别的人或许也有此种心理,但达不到父亲的那种程度。

在县城周围,敦厚的农民不喜欢轿车时,故意让自己变得既麻木又迟钝。

他们挑着沉重的担子不紧不慢地走在公路中央,一点也不替那些喇叭叫破天的轿车着想。就连习惯上见到人就躲、见到车更要躲的猪羊鸡狗们,也跟着不在乎这些率先与时尚文明接轨的庞然大物,以及从庞然大物的玻璃窗里露出半张脸的衣冠楚楚的男人和娇贵柔嫩的女人。那些火辣辣的目光砸在轿车上,立即四溅开来,金属漆的灿烂,从眼窝进去时是滚烫的,一到心窝附近就冷冰冰地让人寒噤阵阵。

县城旁边有一条沙河,名字就叫沙河,水流受季节性影响或宽或窄。宽的时候,几百米的河床全是水。季节性山洪退去后,就只留下浅得像绸带、窄得也像绸带的清水。沙河上的那座大桥从修建时起就理所当然一成不变。当年伪政府修的县城城墙和城门早已不见痕迹了,大桥还坚持名叫南门大桥。

我们的父亲和母亲居住的小院既在沙河边,也在南门大桥桥头。

按我们的父亲和母亲的说法,也是母亲的希望,这是我们家从老家黄冈搬到这个县后,就开始没完没了地搬家的最后一站。我们的父亲曾经就此向母亲保证,再也不会搬家了。父亲还难得幽默地说,当然,这也不是终点站,只能说是倒数第二站,到最后人人都得搬到火葬场去,那个地方才是倒数第一站。

站在我们家屋后的阳台上就能将南门大桥看得一览无余。

比如这几年从桥上经过的货车越来越少,轿车却越来越多。

最早明显看出世情变化的是那年秋天,有人挑着一担萝卜上街去卖,无缘无故地,绳子断了,箩筐翻了,白花花的萝卜铺满一截桥面。放在从前,挑萝卜的人会手忙脚乱地将萝卜拨弄到一旁,过路的人也会弯下腰来,能拿三只的绝不会只拿两只,三下五除二地先将桥面弄通畅了,再帮忙一五一十地放回箩筐里。那年秋天,这样的情况突然成了一种追忆。萝卜还是萝卜,箩筐还是箩筐,轿车还是轿车,南门大桥还是南门大桥,从箩筐里掉出来的萝卜,在桥面上翻滚着,将轿车行驶的方向堵塞得像是五大队给鬼子汉奸布下了地雷阵。挑萝卜的男人在桥中央放下扁担和箩筐,头也不回一下,就像在地里拔萝卜那样,将四散的萝卜一个一个地捡起来,一个一个地装进箩筐,好不容易捡起最后一个萝卜,还站在南门大桥中央伸个长长的懒腰,一脸委屈地说,这么个破桥,丢个萝卜都能堵成这样,你们有本事开轿车,为什么没本事修一座新的南门大桥!说完这些话,他才一步三摇地挑着萝卜走向左岸桥头。

我们的父亲在桥南的家中将这些看得一清二楚。

每逢说起来,我们的父亲都会斩钉截铁地表示,那天从桥上捡起来的萝卜有二百四十一只。父亲这话含有对这萝卜本身的轻看,因为黄冈沙子岗的萝卜又大又脆又甜,一担能挑五十只的人就是大力士了。放在黄冈,这种一担能挑二百四十一只的萝卜,只能扔在猪圈里喂猪。家里人一起议论时,母亲有意诱导我们,让我们从内心领略黄冈老家的美好,然后才说这些萝卜倾倒在南门大桥上只是某种突发事故。母亲如此用心也是为了不让我们的父亲往大处着想,一旦将这种事放大了想,无疑会增加额外的心理负担。

我们的父亲丝毫不顾母亲的良苦用心,用一种从未有过的轻蔑口吻说:“等着瞧吧,往后说不定你这个爱上街的局长夫人,上街时都得小心挨人家黑拳!”

这话很快有了应验。冬天到来后,有人将一担莲藕撒落在南门大桥上。

按道理,挑莲藕的担子是一种专用工具,长长的莲藕夹在其中,正常买卖时,拿出一根来都很费劲,想故意弄散难度更大。

那个冬天,一向紧俏的莲藕忽然滞销起来,有个女人挑着在街上摆了一天也没卖出去的莲藕,往回走到桥上,好好的,什么也没发生,忽然就散落开来。就因为停在后面的第十辆轿车长鸣了一声喇叭,挑莲藕的女人便石破天惊地叫骂起来。我们的父亲看着手表计时,女人骂了整整二十分钟才停下来。又歇了二十分钟,再动手捡莲藕十分钟。五十分钟里,被截停的各种各样的汽车将六百米长的桥面和两边各一公里长的公路塞得满满的,别的车辆有多少没人去数,偏偏轿车有人去数,说是差不多有五十只乌龟壳。因为女人专骂轿车,说轿车是乌龟坐的乌龟壳。坐在轿车的人不方便下来帮忙,好不容易有个货车司机从老远的地方跑过来,说这些莲藕他都买下了,让那女人不用再捡,让排着长队的各种车辆直接从散落的莲藕上辗过去就是。谁知那女人将眼睛一横,说这莲藕我不卖了,要伺候得好好的,拿回家去供起来,等着将来升值。

我们的父亲像是要与家里人谈及眼前这些。

母亲突然没来由地抢先说:“这个县的莲藕一点也不好,煨的藕汤像柴,长相也像是柴。

这突如其来的一番话打乱了父亲节奏,他下意识地跟着母亲的话说:“你娘家麻城宋埠的莲藕还不是长得像柴!”

母亲马上表示赞同:“全天下的莲藕都不如巴河莲藕好。”

我们的父亲没有再往下说,脸上的表情却有些麻木。

我们心里都明白,母亲这是在故意打岔,不想让父亲由此开始议论时政。

我们的父亲讨厌各色豪华轿车,他说二百四十一只萝卜和被长得像柴一样的莲藕堵路五十分钟时,丝毫没有幸灾乐祸,相反,每次开口说这些,一定会长叹一声,说完之后还要继续长叹一声。

矗立沙河的南门大桥上,轿车超过路人之际,时常会遭遇一只冷冰冰的屁股,还有屁股上粗糙坚实的补丁。偶尔有人会扭头对着轿车怪笑一下。在我成长的年代,这种笑老在电影中出现。特别是看阿尔巴尼亚电影,纳粹党卫军就要杀人了,那个首当其冲的阿尔巴尼亚老人转身背对着刽子手说,为了感谢你送我去见上帝,请你亲亲我的屁股吧!这部电影记不清看过多少次,每一次我和大人们都会一起开怀大笑,同时冲着挂在露天的银幕,与电影中的人物一起响亮地起哄说,请你亲亲我的屁股吧!之后几年,我们长大了些,那些更小的孩子,干脆冲到银幕前面,让放映机射出的灯光照着一堆瘦小的屁股。看电影的人没有丁点气恼,接下来将会出现在银幕上的画面早已烂熟于心,正好可以同在场的所有人一起发出各种各样的生动笑声。阿尔巴尼亚老人不仅话说得可笑,眉眼胡须上挂着的轻蔑、嘲讽和不屑,同样让我们感到快乐不已。

关于南门大桥的这些事,我们家的人在一起时有过议论,我们的父亲也曾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说过几次,还有那位与父亲一样同是黄冈人的王朤伯伯,也喜欢在我面前将南门大桥当成常说常新的话题。我一直觉得,如果县里有重大的恐怖事件发生,一定是像那些萝卜和莲藕轻而易举堵住南门大桥,只不过堵桥的不是萝卜和莲藕,而是人,是县里十几家工厂的工人。几年前这些工厂还因改革而无比辉煌,几年后,还是因为改革,这些工厂一家接一家倒闭,曾在深夜里惊醒许多美梦的汽锤和冲床声,消失得一干二净。取而代之是许许多多的下岗工人,聚在县政府大楼前发出阵阵吼声。我们的父亲就此有过深刻的判断,只要工人不来南门大桥,说明还能活下去,如果某个日子,南门大桥上站满下岗工人,不仅表示下岗工人们走投无路了,县里主官、副主官,各单位的头头、干事,也会同样走投无路。

南门大桥在这方面暂时不用担心,却还有别的方面需要担心。

一天夜里,我们的父亲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惊醒,感觉像是屋子在开裂。

我们的父亲将母亲闹醒,拖着她跑到院子里,等着自家屋子塌下来。等了好久也没见到动静。我们的父亲以为自己做了噩梦,对母亲说过抱歉后,老两口回屋继续睡去。没想到才过几天,我们的父亲又在夜里听到这种声音,像前一次那样,父亲和母亲在院子里待了好久。虽然才是第二次,我们的父亲已经确定自己没有做噩梦。当时,他突然想起那位曾经在第二区当区委书记的小冯,小冯是老部下,虽然提拔得很快,结果却不太好。我们的父亲打开阅读灯,拿起放在床头柜上的那本《组织史》,找到要找的内容,正在细看,那个声音就又响了。我们的父亲第三次听到这种声音时,前后跨度刚好两个月。在两个月的时间,南门大桥上发生多起车祸,死了三个人,伤的人有十几个。县城里开始传说,有人在夜里经过南门大桥时,看到一群鬼在桥下拼命推那桥墩,想将南门大桥推倒,逼着县里再建一座新桥,不让现在这座又窄又破的旧桥继续谋财害命。

我们的父亲突然明白过来,拿起电话打给县里主官,将南门大桥在夜里作怪的情况告诉对方,请其务必高度重视。这是我们的父亲离休后,第一次干涉县里的政务。此后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父亲只要在夜里听到古怪的声音,第二天上午必定会将电话打给县里主官。直到有一天,有人主动打电话给我们的父亲,要他不用再打电话了,县里已经在做计划,准备重修南门大桥。果然,没过几天,南门大桥桥头就竖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大大的“危桥”二字,再用小字写出几项限制条件。

“危桥”的牌子竖起来后,那古怪的声音也没有了。

几年下来,经过南门大桥的轿车数量成倍增长,南门大桥还是“危桥”。县里年年开起大会来总说南门大桥是制约全县经济发展的瓶颈,必须刻不容缓地加以解决。具体到每个月和每一天,优先解决的都是各单位迫切需要添置的轿车。

除了偶发事故,南门大桥天天都在勉强保持着通畅。

从南门大桥上驶过的轿车,甚至一天比一天跑得欢。

我的至今仍保持着视力一点五的眼睛是不会出偏差的。

我们的父亲老花了几十年的眼睛,目光所及也没有差错。

我和我们的父亲所看到的农民的屁股,与阿尔巴尼亚人的屁股很不一样。

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过一段文字:有时候真想不通,有些人怎么还好意思仍将这些早已被宪法确定为公民的人当作臣民。坐着臣民社会的车,走在公民社会的大路上,用工厂倒闭后的电灯去点亮一家家夜总会的霓虹,用公民的血汗钱换取股市上巨大泡沫。要是有谁还在乎什么家业的中兴与衰败,除非用累死来了断自己,否则就别想有好下场。但在发表时,这段文字被对方编辑野蛮地删得一干二净。

像这样的事,知道了也就知道,不必去问。真的问起来,反而更生气。对于汽车工业是民族工业命根子这类话,我们的父亲不知道,本该有人对他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