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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决定了故事的生死?——《文学病人》创作谈

2018-2-7 10:33| 编辑: admin| 查看: 211| 评论: 0

我对于科幻类文艺作品的涉猎,无论是兴趣还是阅读(观影)量,都不比别的作品更多。我得承认,在写这篇创作谈之前,我刚在电影院里看了《银翼杀手2049》,中间还打了一个盹儿。所以其实很难解释,为什么在我刚刚开始一两年的虚构生涯里,会接连写了两个疑似科幻的短篇小说,去年的《千里走单骑》和今年的《文学病人》。

当然,对于这样的标签,科幻界多半不会同意。在文本中,我对于人工智能的那一点点停留于皮毛的认识,没有可以讨论的价值。那只够我搭起一个简陋的框架,搁上许多既不科学也非魔幻的内容。一直写到第二节末尾我才知道我真正要写的是什么。当时,毫无预兆地,一个句子从脑海直接跳到屏幕:“文学病人的症状与作品的指标一一对应。从他们皮肤上掠过的每一阵燥热和微寒,每一个笑点和泪点,每一次走神再回来的时间,都决定了故事的生与死。”

所以《文学病人》基本上是一个概念先行的故事,这一点倒是跟绝大部分科幻作品差不多。概念的来源也很简单——机器人有没有可能抢掉小说家的饭碗?如今,对于以文字安身立命者而言,出现类似的念头很自然。甚至连灵感也谈不上,更像是在无聊的傍晚,某个昏暗的角落里响起的,有一搭没一搭的玩笑话。

紧接着这个傍晚之后的清晨,我没有放过这句玩笑。我开始给机器人和小说家的比赛设计规则。顺着问题追下去,我发现所谓架空的未来,与现实自然地交叠在一起。我更关心的,不是这场奇怪的比赛的输赢,而是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文学的——毋宁说是故事的——本质、历史、现实与未来。

故事的危机,与其说来自于机器或者数据,不如说来自人类自身,来自越来越习惯于被“算法”(无论它来自于机器还是商业的、功利的需求)控制的作者和读者,来自人类在积累了上万年故事类型之后面临的对于“枯竭”甚或“终结”的现代性恐慌。所以,在《文学病人》里,我让人与机器的斗法最终演变成“作者”与“读者”的对峙,并且在一场激烈的比赛里安排一个休整期,让这两个阵营都有机会派出代表来背靠背地向我们阐述观点,从而构成吊诡的、让人啼笑皆非的对照。用小说叙述者“我”的话说,“这两拨人热火朝天地折腾了一通,总算发觉大家都困在同一条战壕里,于是决定再努力一把——然而他们各自努力的方向,似乎是互相抵消的。”

让情节和人物成为演示观念碰撞的工具,这样的写法是否成立,是否达到我想要的效果?——说实话,我拿不准。但写作《文学病人》的那几天很快乐很过瘾,差不多是一个积累了二十年外国文学编辑经验的人在自言自语,同时排空一身毒素的过程。在这篇短短的小说里,我有机会一次性清算自己的文学观,开两句瑞典文学院和诺贝尔文学奖的玩笑,还能向自己热爱的诗句致敬,在文字里埋藏我的私人阅读史。小说里出现了多少文学人物和文学掌故,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数一数。凡是能够解释的,我都在前后文略加照应,有些干脆就仿照翻译小说的样式,直接加注。所以,无论是《百年孤独》或者《立体几何》的开头,还是爱打架的海明威和诺曼·梅勒,都以一种滑稽的狂欢姿态挤在我的小说中,合力制造某种迷人的幻觉:在文学的虚拟世界里,众生平等。我们都发着低烧,我们都是文学病人。